第223章 示威（第2/2页）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刻，边防督办府外面也是人头攒动，上千名学生和北京市民将整个胡同堵得水泄不通。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个高校的学生们，高举着手里的标语牌，聚拢在边防督办府的门前，而边防督办府的大门紧闭，外面大约有一百多名持着枪的军人们组成了人墙，阻住了学生们的前进道路，学生们虽然一直在高呼着口号，但却并没有向前冲击，而是显得很是理性，而他们面前的军人们，也都将枪上的刺刀取了下来，插入到了腰间的刀鞘之中。事实上，刚才在督办府卫队长的命令下，他们已经将步枪内的子弹退了出来。

“我们今日来此，并非是专和段督办为难，只是我们心中有疑惑不明，想请段督办出来，当面给我们一个说法。”为首的一名学生领袖对面前的一位军官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我等虽为一介草民，但虫儿虽小，亦知亡国之耻！希望段督办能给我们大家一个明白的交待！”

“兄弟知道，诸位一片爱国赤诚，兄弟已经派人进去通报了，段督办一会儿就能出来给大伙儿一个说法。”面前的军官无奈的说道，声音里似乎有一丝哀求之意，“请诸位稍安勿躁，别让弟兄们为难，弟兄们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啊！”

此时，如果有后世的粪情站在这里，看到这样的一幕，一定会吃惊得目瞪口呆。

对粪粪五毛们来说，他们所了解的这个时期的历史，大都是学生举行爱国游行示威的时候，军阀当局出动军警残酷镇压，爱国学生喋血街头的故事。而现实的情况，却和他们想象的正好相反！

如果说以前他们理解的学生是老鼠，军警是猫的话，而事实上，却是学生是猫，军警是老鼠！

粪青五毛们当然不会了解，自晚清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甲午战争的催化，已经成为中国上流社会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落实到了政体上，往往被解读为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从专制到共和，彼此是沿着进化的路径进行的。袁世凯的弘宪帝国的覆亡，更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上流社会进化论的信念。使得即使是拥有武力的军阀武夫们，也不敢对这个被西方证明具有强大魔力的政体有所轻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当家的武人对民主政府抱有很大的迷信，因此，他们宁可忍受体制对他们的束缚，也不会对体制采取大动作的背离行动。另外，加上中国社会的传统，学生闹事，往往高调的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具有相当大的“天然合理性”，即便他们是无理取闹，社会对他们也有相当的包容性。在清代帝政时代，每届科考，应试的举子闹事，只要闹得不太过火，最后几乎都会被优容。在士子和丘八之间，不仅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悬殊差距，而且有声望方面的天壤之别。士兵天然地就对读书人有敬畏之感，在晚清的时节，士兵们就不大敢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到了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峰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有的军警甚至当面称学生们为丘九，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比我们大一辈！

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眼前的这一幕，也就不足为奇了。

听了军官近乎于谄媚和哀求的话，学生领袖们也不好发作，他们只是在那里和同学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着口号，一些学生上前将一些传单发给了军人们，而当他们发现这些军人们好些人竟然不识字之后，干脆给他们讲解了起来！

大约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边防督办府的门开了，一身便装军服光着脑袋的段祺瑞，在卫队们的簇拥下，出现在了学生们的面前。

此时的段祺瑞，面色显得有些灰暗憔悴，但身子挺得笔直，步伐稳健，一举一动不怒而威，看到段祺瑞出现，本来高呼口号的学生们一下子便得安静了下来。

为首的几名学生代表看到段祺瑞出现，先是愣了一下，他们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一名学生代表张传琦便大步来到了段祺瑞的面前，先是鞠了一躬，然后双手向前，将一份请愿书递给了段祺瑞。

段祺瑞点头答礼，然后平静地接过了请愿书，打开后认真地看了起来。

看到段祺瑞在那里看起了请愿书，学生代表们也并不着急，就站在那里，等他看完。

很快，段祺瑞便看完了请愿书，此时他的面色变得更加灰暗，显然是在强压住心头的怒气，才没有发作。

“请段督办解释一下，关于这日元借款，到底有无其事？如果有，目的是什么，背后是否象坊间传言那样，有权益的交易？”

“这借款当然是有的。”段祺瑞点了点头，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尽管段祺瑞的声音不大，但听了段祺瑞的回答，学生领袖们的脸色却全都一变。

象是知道学生们会如此反应，段祺瑞深吸了一口气，给出了他的解释。

“自共和重建已来，国家财政窘迫，为使政府能够正常运作，才不得已向外借款，之所以向日本民间借款，是因为条件优厚的关系。”段祺瑞说道，“客观地说，西原借款，比起此前中国跟西方各国——当然也包括日本——的那种高利贷式的所谓借款，条件不可谓不优厚，跟袁世凯时代的善后大借款相比，此笔借款高达数亿日元，数目当然不算小了，但前者的抵押物是中国命脉的盐税，而此次日元借款的抵押物，则是电线、森林等不涉及主权领土的东西，西原之借款利息低，无回扣，无切实抵押，诚借款条件之最优者。”

听了段祺瑞的解释，学生领袖们面面面相觑，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地等着他的下文。

而差不多是同一时刻，在赵家楼，交通部总长曹汝霖也在向在座的陆宗舆和章宗祥，解释着西原借款的详情。

“虽然对中国来说，日本很可能是想以投资手段使中国殖民化。然自另一种意义言，亦可谓彼等之卖国。盖以二亿巨资，一无切实之抵押，二无高息回扣，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之滥债，主持之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谩骂攻击，不可胜数。事实上，这借款的抵押，连中央政府的国库券都算上了，实在是滥无可滥。不过，严格地说，跟此前的外国借款比，西原借款利息其实并不低，一般都是7厘半或者8厘，只是借款时规定，借款的款项可以放在日本银行，由银行支付5厘的利息，一来一去，实际的利息就低了。可是我政府用钱孔急，根本没有存放的可能，所以这项优惠，实际上等于没有。相比较起来，此前的借款，虽然有高至1分3厘的，而且按月支付利息，如清时左宗棠西征借款。但也有比较低的，比如甲午战后，清政府跟四国银行的借款，也就是4厘左右。唯一的区别，就是这样的借款都有巨额的回扣，借款实付打折，四国银行贷款，就按折扣付款，而且抵押物一点都不能含糊。清朝最后一年，当时邮传部跟日本银行的1000万日元的借款，虽然是5厘利息，但95折支付，而且还要加付2？5‰的佣金。所以，所谓西原借款的优惠，主要体现在不要回扣、十足支付和没有切实抵押上。当时中国的外债，无确实担保的借款，以日本最多。因此，从纯粹的经济账上看，日本的借款是亏了。但不管结果如何，西原借款的日方操办者们，即使卖国也绝对没有人想卖日本的，他们大方的借款，背后还是有所图的。实际上他们算的是获利更大的政治账，只是由于现在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寺内、胜田和西原他们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