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8章 财政部长杨朔铭（第2/3页）
“方便归方便，但这造价也着实惊人。”杨增新说道，“听说一艘飞艇的造价抵得上一艘军舰，还不算这停泊之场的费用，这东西对他们年轻人来说，是新奇好用，但与民生发展，却未必有什么助益。”
听了杨增新的话，樊耀南在心里颇不以为然。曾经留学日本的他思想眼界远比杨增新为高，只是碍于上峰的脸面，才没有贸然反驳。
对于杨增新在新疆搞的这个“无为而治”，樊耀南其实在心里并不赞同。
“来了！来了！”教务厅长张纯熙突然象是看见了什么，指着远处大叫起来。
此时坐在椅子上的杨增新并没有动，他伸出了手，一位侍卫官将一幅望远镜递给了他，他接过来放到眼前，向张纯熙所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到几艘如同雪茄烟的飞艇的身影。
杨增新将望远镜交给了侍卫官，他没有象其他人那样的纷纷站起身来，而是端坐在椅子上，闭目养起神来。
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他和这个自称“杨门后辈”的人打交道，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才行。
不知过了多久，航空塔外的人群一下子发出了巨大的喧嚣声，杨增新睁开了眼，看到飞艇正缓缓的接近航空塔，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操作，让巨大的飞艇和航空塔对接。
很快，对接完成，栈桥也已经搭好，杨增新这才站起来，拄着拐杖，率领大家迎向出口。
当一身军装的杨朔铭出现在门口，热烈的掌声便响了起来。
杨朔铭微笑着和杨增新寒暄了一番，又在杨增新的介绍下和迎接的新疆官绅名流见礼，然后和杨增新并肩而行。
杨朔铭和杨增新及众人一并离开了航空塔，乘车前往省行政公署，然后杨增新便设宴为杨朔铭接风洗尘。
酒过三巡之后，杨增新便和杨朔铭攀谈起来。
“瀚之此次去哈萨克诸部，收获想必颇丰。”杨增新不经意的看了一眼杨朔铭娶回来的那位“哈萨克公主”，笑着问道。
“有些事情，必须要亲眼去看一看，才知道。”杨朔铭笑着说道，“哈萨克和新疆，我都是第一次来，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我华夏西北边陲，有如此美丽风光。”
“京里的总统选举结果，瀚之想必已经听说了。”杨增新说道，“徐大总统得以当选，杨某欣喜不已，日前已向徐大总统致电恭贺。”
“徐大总统为北洋名宿，于总理任上又兢兢业业，甚孚民望，此次当选，实为众望所归。”杨朔铭说道，“此次总统选举，开一代之先河，对我中华民主政治之发展，可谓意义重大。”
杨增新听到杨朔铭说出了“民主”一词，眉头不自觉的微微一皱。
“我听说徐大总统任梁卓如为国务总理，各部也多有任命。”杨增新话头一转，说道，“此次竟然是瀚之担任财政部总长，我可是着实没有想到。”
“徐大总统知道我对发展实业一向兴趣浓厚，所以投我所好，才有如此任命。”杨朔铭笑着说道，“其实理财并非我所长，从欧战结束到现在，我自己手里的钱，有好多都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呵呵。”
“我倒是知道瀚之的钱去了哪里。”杨增新想到了自己在迪化街头看到的那些坦克和刚才的巨型飞艇，他看着杨朔铭，笑道，“这飞艇、飞机、坦克、火炮、枪械，不都得钱么？”
“新疆为国家西北屏障，国之重地，以前建设投入资金不多，以至于发展滞后，这一次我当这个财政部总长，希望能对新疆的发展有所助益。”杨朔铭说道。
“噢？那敢问瀚之，有什么具体的打算？”樊耀南听了杨朔铭的话，有些急切的说道，浑没注意到杨增新有些不满的目光。
“要致富，先修路。商路通畅，民生才能富裕。”杨朔铭说道，“我准备把新疆的铁路和公路都修起来，当然，还有这‘天路’。”
“‘天路’？”樊耀南听到杨朔铭的回答，不由得愣了一下，但他很快便明白了这“天路”指的是什么，不由得连连点头。
杨朔铭注意到了杨增新脸上表情的异样，不由得在心里暗自叹息了一声。
在酒宴结束后，杨朔铭主动要求和杨增新单独谈谈，杨增新欣然答应，二人于是在一间密品茗长谈。而谈话的内容，外界则无从知晓。大家只知道这次长谈的结果，是杨增新放弃了自己坚持多年的“无为而治”，让新疆开始了新的历史。
这次历史性的会谈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猜测，据樊耀南事后回忆，二人的谈话，一开始并不象想象的那样友好，在谈话中一度出现了激烈的争吵，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心平气和的达成了某种约定，而从那一天开始，新疆便走上了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一个月后，杨朔铭乘飞艇回到了北京。
而在他宣誓就任中华民国财政部总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财政部下设“经济调查局”。
而正是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机构，却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华夏联邦调查局”的前身。
而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机构出现，是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分不开的。
历史上，中国的“红色恐慌”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便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到1922年，俄国革命家和欧洲的无政府主义人士进入中国，从北京到上海，发生了各种激烈的革命行动，从罢工到爆炸暗杀。在1919年便有一张典型的中国政府制作的宣传海报，留着大胡子的欧洲无政府主义者企图炸毁中国政府的所在地中南海，以此来警告民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性。
在一些中国官员的印象中，杨朔铭就是一个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极端仇视的人，在那个时候，他刚刚离开军界，因为他卓有成效的打击敌对势力，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使他在不到30岁就成为了财政部总长，并掌握其下属的“经济调查局”长达四十年之久。
因为这种敌视，当后来中国出现第二波“红色恐慌”的时候，杨朔铭又采取了和二十年代类似的秘密措施，窃听，列黑名单，渗透以及散布谣言等。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国再也不是二十年代的中国，最高法院限制司法部门起诉不同政见者，尤其是共有主义者，他的强硬非单没有象前一次那样为他带来声誉和前途，反而引发了诸多的争议，虽然他主导的这些秘密措施直到1968年才被公开，当时外界，从媒体到政界，已经开始有声音质疑他的行动是否涉及违法。
不过在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的心目中，杨朔铭的形象一直不错。如果有机会去北京，一定要去新闻博物馆参观，在里面有一个房间，专门展览了不少当年的经济调查局办过的大案，而所有这些案件，都和杨朔铭有关。在杨朔铭时代，负责刑事案件报道的记者们日子非常好过，他们只要待在北京，等着公关部发布消息给他们，安排采访行动的场面，就可以写出一篇篇吸引眼球的新闻。当然，现在回头来看，这些记者在职业操守上应该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有意无意的充当了杨朔铭的传声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