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毋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听了屈霜的肺腑之言，杨朔铭也叹息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