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6章 中庸之道（第2/3页）
“也不尽然。”段祺瑞听了杨朔铭的话，摇了摇头，说道，“我提醒你，瀚之，不可过于迷信这独裁代议制的力量。”
“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徐树铮明白段祺瑞想和杨朔铭说什么，但还是故意问了一句。
“我当年继袁项城之后收拾他那个帝政的烂摊子，再造共和，选择向民主共和体制回归，而不是当皇帝，瀚之知道是为什么吗？”段祺瑞问道。
“请段公明示。”杨朔铭正色说道。
“我那是对前阶段袁项城所作所为的一种修补，我段祺瑞虽然是个武人，但当时对西方代议制的迷信，却是和你杨瀚之一样，毫无二致，我当时也幻想着可以通过这种制度的正经运作，获得成效，改变中国的面貌。”
“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当真的操作起来，我却发现事情完全变了味。按道理，好多的问题，本可以通过国会加以解决。但是当时的国会，并没有这种制度上的自觉，刚从帝制结构中走出的议员们，做了民意代表，却只当是在做官。当时之世，不唯握有实权的武人不明白在代议制下的本分是什么，就是民意代表，也是如此。大家对权力纷争有兴致，但于制度建设却无心情。”
说完这些，段祺瑞意味深长地看了徐树铮一眼。
“是啊！当时咱们中国的政局便是如此奇怪，那时我便发现，每当我乐意遵守代议制的规矩时，办事无不障碍重重，什么也办不成，当我玩弄权术，操纵军人干政的时候，反倒要顺利得多。”徐树铮想起了自己一手弄起来的那个“安福国会”，不由得苦笑了一声。
“我明白段公和又铮的意思，当时，一方面是代议制的合法权力，一方面是实权在握的武人团体，两下两层皮。两层皮，哪个都有实在的意义。代议制有来自西方成功经验的制度迷信的支持，而这个迷信的背后，则是风靡一时的进化论思维，这是咱们中国自晚清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是，真正控制局面的，却是那些枪杆子在手的军阀，只有他们才具有操纵政局的实力。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虽然强大，但它还是形而上的，真正操作层面的工具价值，还是咱们中国传统的阴谋权术。”杨朔铭点了点头，说道，“这便是段公想要告诉我的。”
“我自从下野后，潜心研究各国政治史，经常拜读胡适之的文字，受益良多。”段祺瑞说道，“胡适之说，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好，谈不到第二步，中国现在的所谓‘社会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那种国家的问题。”
“中国现在的局面正象英国未经都铎专制，法国未经波旁专制，俄国未经罗曼诺夫专制以前的形势一样。我们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们的历史职责。”
“象亨利七世统一了英国而起始所谓都铎王朝百年的专制。在这百年之内，英人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法国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时局，建设了二百年波旁专制的基础。经过路易十四光明专制之后，法国也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俄国亦复如此。经过罗曼诺夫皇朝三百年的专制，然后列宁及托洛茨基始能造成他们的伟业。世人徒知列宁推倒了罗曼诺夫皇朝，却忽略了这朝代给革命家留下了很可贵的产业，即俄国在这三百年内，从一个帝制国家长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因而俄国革命就没能有割据的流弊。”
“专制恐怕并非是建国的必要阶段吧？”杨朔铭想了想，说道，“要说专制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必要阶段，咱们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专制，为什么还没有做到建国的历史使命，还没有造成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
“不错，胡适之的意见是，专制不是造就一个民族国家的必经阶段。他以英国为例，说‘英国民族国家的造成，并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国语的新文学的产生与传播，英文翻译的圣经与祈祷书的流行，牛津与剑桥两大学的势力，伦敦的成为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纺织业的长足的发展，中级社会的兴起，这些都是造成英国民族国家的重要因子。’上述各种造就民族国家的因素，并不都是在都铎专制王朝成型的。”段祺瑞说道，“当前有很多人还认为，中国还不是民族国家，但胡适之则认为，中国早就已经是一个广义上的民族国家了。其理由是我们至今是汉人，这就是汉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觉心的结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统一，使那些新兴的南方民族至今还自称是唐人，有了汉唐两个长期的统一，我们才养成一个整个中国民族的观念。我们读宋明两朝的遗民的文献，虽然好象都不脱忠于一个朝代的见解，其实朝代与君主都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象征。不然，何以蒙古失国后无人编纂元遗民录？何以满清失国后一班遗老只成社会上的笑柄而己？我们所以特别表同情于宋明两代的遗民，这正可以表现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民族的国家；这种思古的同情并不起于今日新的民族思想兴起的时代，其种子早下在汉唐盛世，在蒙古满洲在蒙古满洲入主中国的时期已有很悲壮的表现了。”
“至哉斯言。”杨朔铭点头赞许道。
“他还撰文称：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而不知道专制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专制是比自由民主更需要技术含量的事情；俄国布党的成功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四万万个阿斗’的国家，再英明的‘诸葛亮’，也搞不好他的专制。”
“再说，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呢？”徐树铮想起了冯基善的通电，说道，“咱们中国，毕竟不是俄国。”
“对。”杨朔铭说道，“苏俄的专制，一是领袖的独裁，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一阶级的专政。想搞专制，在具备高水准的专制人才之外，还须有一个富于麻醉性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这样才可能出现专制政权。现实的中国，不存在这样富有麻醉性的热烈问题，更没有可以煽动全国人心的口号，所以中国搞不成苏俄式的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