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9章 走上歧路的德苏日

由于中国的工业生产获得了高速度发展。中国从一个孱弱落后的传统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强国之一，与1913年最重要的工业品种相比，中国的钢产量、采煤量、石油开采量、发电量均是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增长。据估计，中国的全部工业产值增加了10倍，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15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5倍。一些主要产品如钢、铁、电力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这样高的生产发展速度，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工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发展速度方面，而且在较短时期内建立起了一个部门相当齐全的工业体系，从而大大加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中国新建或大大发展了一系列对整个国民经济改造和国防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重工业部门，如造船业、汽车和拖拉机制造业、机床制造业、飞机制造业等。而正是这些奠定了中国在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

而中国的崛起也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直接改变了德国、苏联和日本的历史走向。

苏联和德国签订《拉帕罗条约》后，德国很快就成为苏联最大的贸易伙伴。苏德《拉帕罗条约》使德国不光从苏联那里得到贸易方面的好处，更为重大的是它的政治意义。苏德关系的进展，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德国所取得的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权力增长。这种关系的进展，在一般情况下从经济合作开始是理所应当的，但是苏德合作的力量在于，这种经济互动为未来的政治和军事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1923年初，为了规避《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将本国的军事工业转移到国外发展，德国兵务局总监塞克特将军在国防军中组建了代号为“R小组”的部门，由亲信冯·施莱歇尔负责，专门与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主席格拉辛对接，建立德国对苏联军事工业的秘密援助。1923年9月，苏德双方代表在施莱歇尔的公寓中开始了秘密会谈，双方就德国对苏联军事工业进行金融和技术的援助达成了实施细节的一致。当然，对于德国方面的“厚赠”，苏联方面也必须回报德国国防军，这就是允许德国军方在苏联境内建立军事工业所需的兵工厂和训练基地。

随后，施莱歇尔代表德国军方成立了若干家“壳公司”（其中最有名的就是GEFU），这些公司负责德国军方向苏联军事工业提供的第一笔7500万马克的资金援助。1924年3月，第一批德国军工专家来到苏联。一个月之后，德国“容克”飞机公司在莫斯科郊区的菲力地区，开始建设现代飞机制造厂；“克虏伯”军火公司在苏联南部动工兴建重型火炮生产企业。随后，德国军方的飞行训练学校、坦克测试学院、化学武器生产厂、潜艇建设基地，陆续在苏联境内开始兴建。

大批德国军工技术专家被派往苏联，手把手地帮助苏联工程师们建立起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化学制品等一系列制造工厂。这些工厂的建成投产，一方面使苏联获得了极端宝贵的先进工业技术和设备，培养了一大批军事工业的工程师，同时又使苏联学到了德国工业精细化的生产管理技能，大大缩短了苏联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另一方面，这些工厂使德国得以在实践中测试各种新的技术和发明，生产《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各种重型装备和军用飞机，维持德国军事技术的世界领先水准不至落伍。德国在苏联的掩护下，在长达5年的军事工业合作中，逃避了英法巡视员对德国军事工业是否符合《凡尔赛条约》要求的检查。

在1923年至1928年历时5年多苏德军事工业合作的“蜜月期”里，也正是苏联国内争论工业化道路的关键时期。正是在德国军事工业的帮助下，苏联获得了工业化所需的技术、设备、经验和人才。苏联随后只需将这些宝贵的工业技术扩散加以几十倍地放大，工业化的车轮就会隆隆地滚动起来。

苏维埃俄国在“新经济政策”推行数年之后，工农业产量已经达到1914年一战以前的水平。之后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战后开始的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恰恰成了苏联崛起的良机。苏联政府为此加强对外汇和关税的管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一度允许有限的私人外汇业务，之后则实行了对外贸、外汇、关税在国家垄断下进行严格管制的制度，完全取缔外汇和有价证券交易所的一切活动。这一临时性措施在当时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机向苏联本土扩散，但在经济危机结束后，这一政策没有放宽，反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应有的重要特征。结果这些稳定经济秩序的积极措施，最终转变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政府曾鼓励外资以租让企业的形式在苏联存在。之后苏联政府颁布了废除租让制的法令。苏联利用外资的方式，逐渐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变为向国外借贷和有偿技术引进为主。但借外债需要支付利息，容易造成偿还压力；有偿技术引进的效果，往往不如开办合资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直接学习。结果使苏联日益孤立于发达国家扩大相互投资的潮流之外，阻碍了经济发展。

铁腕的苏联领袖斯大林一直坚持认为，苏联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时刻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尤其是占领了苏联大片亚洲领土的中国和日本），下一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为了应对来自于中国的威胁，他要求苏联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在10至15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为此不惜忍受暂时的艰苦生活。苏联为了加速工业化，不得不依靠农产品和原料出口来换取外汇，以支付机器设备等进口费用。而当时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和原料价格普遍暴跌，苏联却扩大出口，因此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特别可怕的是，苏联扩大农产品出口的同时，国内农产品却大幅减产。而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需要供养的城镇人口却大量增长。在所谓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粮食、肉、奶的供应都严重短缺，不得不开始凭证供应。结果使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在一些地区甚至有所下降，象乌克兰就出现了暴乱。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这一速度令西方的观察家们大为吃惊。事实上，苏联工业的高速发展是与其当时实行集中管理的经济体制是分不开的。这个体制在集中使用国家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改变国家工业落后面貌和生产力布局，统一调配物质资源主攻某些急需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如制造武器装备以及钢铁、煤炭、石油、木材等原材料的生产方面是有成效的。但是这种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由于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极大地压抑了人民的日常消费品需求；过分依赖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行政命令的指挥手段、忽视经济规律的作用和人的主动性，加上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使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对生产发展的阻碍作用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