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3章 迟到的反省

“你怎么这么糊涂!”张作霖长叹一声,颓然的放下了手臂,“不,是我糊涂了,热河近在咫尺,我都不知道你竟然敢在我眼皮底下种大烟……”

“儿千错万错,不该染上毒瘾,而如今国内外烟源断绝,儿迫不得已,在热河秘密种植,并建厂加工……”张学良轻声说道。

“建个厂子供你自己抽?你一个人能抽多少?你当你爹是三岁小孩子哪!”张作霖狠狠的拍了一下桌子,大喝了一声。

“一开始儿只想弄点供自己吸食,但后来被宵小之徒劝说,不如广为种植,加工后卖出,可获巨利,儿一时利欲熏心,是以才做出这等有违国法纲纪之事……”张学良赶忙解释道。

听了儿子后面的话,张作霖重重的喘了一口粗气,狠狠瞪了张学良一眼。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也不想想,你在热河大规模经营这东西,怎么可能一点儿不被发现?”

听了父亲的斥责,张学良再次低下了头。

“卖给日本人大豆的事,又是怎么回事?”张作霖问道。

“也是为了高额利润……”张学良小心地答道,“儿想父亲也许不会在奉天省长上任职太久,是以想为父亲晚境早做打算……”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张作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张学良立时不说话了。

张作霖渐渐陷入到了沉思当中,张学良小心的站在那里,紧盯着父亲。屋内的空气一时间变得沉重而压抑。

不知过了多久,张作霖站起身来。

“你以后的前途,算是完了。”张作霖在屋子里踱起步来,张学良看着父亲一脚将他掉在地上的那支名贵的烟枪踩断,大气不敢吭一声。

“现在想要保住你的命,只有靠我这张老脸了。”张作霖叹息着说道,“我想他还是会卖我这个面子的。”

听到父亲的话,张学良的心中又燃起了生的希望。

“你去收拾一下,一会儿陪我去见他吧。”张作霖说道。

张学良用迟疑的目光看着父亲,但父亲没有再说什么,而是背着手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于凤至和赵绮霞及几位侍女走了进来,不声不响的开始给张学良更衣梳洗起来。

张学良没有再说什么,而是任由女人们的摆布。

不一会儿,又有仆役进来开始收拾房间,将他吸食大烟时的用具和地上折断的烟枪全都取走了。

在帮助张学良梳洗完毕后,女人们和仆役们全都退了出去,只留下他一个人在房间里。

张学良躺在床上,可能是烟瘾又有些发作了的关系,他感到阵阵困意袭来,很快的便睡着了。

睡梦中,他并没有梦到自己被绑赴刑场,而是发现自己到了另外一个时空,变成了一个垂暮之年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躺椅上,正在接受一位学者模样的人的采访。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中正下令让张将军您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将军您的头上。张将军替蒋中正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我想向我的读者专门介绍一下张将军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学者对张学良说道,“不抵抗命令到底是谁下的?”

“我以前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我反复说明过,‘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我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

张学良对自己竟然做出这样的回答感到异常惊奇,但他在潜意识里又觉得,这样的回答是正确的。

“当是您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是吗?”

“是的,我记得那是在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过:‘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事实证明,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是您的判断错了?”

“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竟然是这样?”

“我当时就对他们说,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但这件事,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将军您极力证明并非蒋中正的责任,考虑到您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将军您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将军您的真实思想。”

“事实不是这样的,我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我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那时不仅蒋公早已逝去,经国总统亦已辞世,我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张群等人和我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我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我本人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我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我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公父子,尤其是蒋公在世时,我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我已经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我这时才可能主动邀请唐先生为我的回忆录捉刀。我赴美在纽约期间,我曾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那时我也不止一次的说过,此事与蒋公绝无关系。”

“有人曾说,当年是蒋中正下手谕,令张将军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公无关。我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我都是这样说的。我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我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

“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将军10余件电报函件,令张将军不抵抗。张将军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将军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将军的夫人于凤至让张将军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夫人即以此威胁,使国民中央政府和蒋中正不敢加害张将军。有这回事吗?”姓唐的学者又问道。

“唐先生觉得可能吗?”张学良笑了起来。

“针对此说,也有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将军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但据为张将军您所信任,替张将军您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有这样的话:‘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变,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就推卸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