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2章 监室营（第2/3页）

囚犯一进监狱，先用站立禁闭室给他来个下马威——它是那么狭窄，如果他已无力站着，那就只好用膝盖顶住墙倚在那里，别无他法。在这样的禁闭室里有关上一昼夜多的，好使他的精神屈服下来。苏哈诺夫卡的伙食精细好吃，国家安全部门别处的监狱里都吃不到，因为这里没有单独制造猪饲料的伙房，每天去建筑人员休养所打饭，但是供一个建筑师吃的一份饭食——无论是炸土豆，还是一小块炸肉饼，这里要分给十二个人吃。因为这个缘故，他不仅像在别处一样永远挨饿，而且胃口被调得更难受。这里的监室全是按两人一间设置的，但往往把犯人一个人关在那里。监室的面积是一米半乘两米。两个像树墩那样的小圆凳拧死在石头地面上，如果看守打开墙里的英国锁，从墙里便会放下两块铺板和两条适合婴儿用的填草的床垫，各搭在“树墩”上，只供夜间七个小时使用（就是说，只供侦查时间使用，那里白天是根本不进行侦查的）。白天小圆凳腾出来，但不准坐在上面。还有支在四根竖管上的象烫衣板似的桌面。通风小窗总是关着的，只有早晨看守才用钩子把它打开十分钟。小窗户的玻璃加了钢筋。从来不放风，每天唯一的一次放出去大便是在早晨六点钟。这时候谁的肚子都还没有这个需要，晚上却不让出去。每七间监室划为一个单元，每单元就有两名看守。所以一个看守只需要在三个房门前走动，每经过两个房门以后就可以通过监视孔向他屋里观察一次。这就是无声的苏哈诺夫卡的目的：不让他有一分钟睡眠的时间，不让他有一刻偷偷用来处理私人生活的时间，他永远在监视下，他永远在掌握中。

但如果他通过了与发疯的搏斗，经受了孤独的考验并站定了脚跟，他就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监室！现在他可以在那里治愈精神上的创伤。

如果他很快就屈服了，作了一切让步，并出卖了所有的人——现在他也具备了走进自己第一个监室的条件，虽然他倒不如不活到这个幸福的时刻，而是一张纸上也不签字，以胜利者的身份死在地下室里。

现在他将第一次看到不是敌人的人。现在他将第一次看到其他的活人，他们与他走的是一条道，他可以用“他们”这个欢乐的词把他们和自己联结在一起。

是的，在外面他也许蔑视过这个词，当时人们用它代替了他的个性（“他们全体像一个人那样！……他们强烈地愤慨！……他们要求！……他们发誓！……”）——现在却使他产生一种甜蜜的感觉：他在世上不是一人！还存在着有智慧的精神生物——人们！！

他同侦查员进行了四昼夜的决斗以后，刚刚在电灯光刺眼的隔离室里按规定的熄灯时间躺下，看守便开始打开他的门。他都听到了，但在他说出“起来！提审！”之前，他还想有百分之三秒钟的时间把脑袋放在枕头上，想象他是在睡觉。然而看守把背熟了的话说漏了嘴：“起来！收拾铺盖！”

听到开门的声音，屋里的三个人都哆嗉了一下，刹那间抬起了头。他们也等待着提审。

这三个惊恐地抬起的头，这三张没有刮脸的、委顿不堪的、苍白的面孔，在他看来是多么有人性，多么可爱，以致他抱着床垫站在那里，幸福地微笑起来。他们也都露出了笑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已经遗忘了的表情呀！虽然总共才过了一个星期！

“从外面来？”

他回答说：“不是。”

他们指的是，他一定是不久前才被捕，所以是从外面来的。他则经过了九十六小时的侦查以后，无论如何也不认为他是从“外面”来的，难道他还算不得一个经过考验的囚犯吗？……但他毕竟是从外面来的！于是，一个长着一双很生动的黑眉毛的、不留胡子的小老头当时就向他打听军事和政治新闻。真令人吃惊！虽然已经是2月末了。但关于柏林会议，关于对阿拉曼的包抄，以及关于红军和德军从一月中旬开始的新攻势，甚至关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他们都一无所知。根据条令，他们不应当知道外部世界的任何情况，所以他们也就什么都不知道。

他的床已经放好，这时他本应开始讲述（当然是躺着低声讲，免得马上被人从这舒适地方送进禁闭室），但他们的第三个同监难友，中年人，剃头的头顶上已经长出白色的头发茬子，不很满意地瞧着他，带着那种使北方人的面容生色的严峻神气说道：“明天再说。夜晚是为了睡觉的。”

这是最明智的意见。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拽出去审讯并在那里一直呆到早晨六点钟，那时侦查员要去睡觉了，而这里却已经禁止睡眠。

一夜不受干扰的睡眠比世上一切遭遇都更为重要！

他们转过了身去，拿手帕蒙上眼睛遮住两百瓦的灯光，用毛巾缠住那只放在被子上面挨冻的手臂，象小偷似地把另一只手臂藏起来，于是就睡着了。

第二天，侦查员们都在游逛，谁也没有被叫去接受侦查。在寂静中听得见有一个什么人在抗议什么事情。把他从监室里拉出来送进了隔离室（他们凭听觉可以感觉到所有门的位置），隔离室的门开着，在那里打了他很长时间。在一片寂静中，清清楚楚地听得见打在身上和急得说不出话来的嘴巴上的每一击。

这一天莫斯科放了三十响礼炮，这意味着又取得了一场胜利。通过他们的窗户和卢比扬卡其它监室以及莫斯科所有监狱窗户的笼口上面的空间，他们这些过去的俘虏和过去的前线军人，也望着那焰火纷飞的、被一道道探照灯光划破的莫斯科天空。

鲍里斯·加麦罗夫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反坦克手，他因为重残（肺部受了不能治愈的伤）而退伍复员，现在和一批大学生一起被捕入狱。这天傍晚，他蹲在一间人数众多的布蒂尔卡监室里，那间屋里有一半人是当过俘虏的人和前线军人。他抬起头来，眯着眼睛望了望笼口：

“噢，放礼炮。”他说着，便又躺下了。

这时，大喇叭里传来了最高领袖那慷慨激昂的声音：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姊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

“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向你们讲话！”

“可恶的中国人从昨天开始，向我们伟大的祖国发动了背信弃义的军事进攻！虽然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敌人的精锐师团和他们的精锐空军部队已被击溃，被埋葬在战场上，但是敌人又往前线调来了生力军，继续向前闯进。敌人的飞机也正在扩大其轰炸区域，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