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0章 看不见的战争（第2/3页）

“母亲非但没象我想象的那样大发雷霆，反倒露出骄傲的神情。‘这才象我的女儿呢！’她说，‘如果我在你的年纪，我也会这样做的。’”

“最初我被分配在空军档案局，这里与我家同在一条铁路线上，仅隔数站之遥。当我初次踏入档案局伤亡统计处时，办公室的上尉军官对我这名新入伍的二等兵说道：‘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光荣的空军战士了，邓诗曼小姐。你的工作时间每日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每年五十二周。开饭时间是对你的优惠。’这就是当年颇为典型的开场白。”

“直到1940年5月以前，我一直从事办事员的工作。李葆忠少校是我们处的负责人。他是一位愉快而又机敏的教授，具有传统的学者风度。阅读他的文件和备忘录不失为一件乐事。表面上，我是他的秘书，但由于他发现我曾经是学习语言的，有时也派我去翻阅外国报刊，寻找有关我国空军飞行员在敌方上空被击落的情况。”

“伤亡统计处常常向遇难者的父母或妻子发送那些千篇一律、但却令人恐惧的通知书：‘我极为沉痛地通知您，您的儿子（或丈夫）、编号______、XXX中士在作战行动中失踪（或我们认为是因死亡而失踪）……’每份通知都要经过极为小心谨慎地打印，不得出现任何差错和失误，因为收信者或许会永久地保存它们。有多少个夜晚，我留在办公室里迟迟不归，打印着那些令人辛酸的字句，每当我一想到它们将为全国各地许多家庭所带来的悲伤苦楚时，泪水便夺眶而出。”

“就这样，我度过了军队生涯严酷的开端。我在报到几天后，就接受了一项棘手的工作：当时，我国‘升龙’号航空母舰在中太平洋被日本的远洋潜艇击沉，要我们通知遇难者家属，他们的儿子、丈夫或是失踪或是死亡。我们向遇难者最直系的亲属拍了近一百封电报，随后又发了信。我们征集了所有的打字员，在陈旧的打字机前一直工作到凌晨，悲哀的心情使大家沉默不语，人人心里都明白这对更多的人将意味着什么。”

“由于我还年轻，对事物可能过于敏感，这份工作在我的感情上刻下了深深的悲哀。当那些年迈的老人亲自找上门来，或在电话中恳求我们提供更多情况时，我简直心痛欲碎。一位身材矮小、体质虚弱的老年妇女千里迢迢从昆明数次找上门来。‘听我说，姑娘，’她总是这样解释，‘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我们很晚才生下了他。除了他，我们什么也没有了。’她的面孔由于悲伤而显得消瘦苍白。我还记得，当时我想如果我的亲人一旦发生不幸，那么，如果真有神明存在，请一定让这一切尽快结束，并给我一个准确的消息，千万别总是使用那些‘失踪’或‘认为死亡而失踪’之类含糊不清的词句。”

“上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国内到处都发放了防毒面具，无论在哪儿，我们总是把它带在身边。民用面具是装在一个精巧的小纸盒里，军用的却十分笨重，放在卡叽布的背囊里。设计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军服时，显然没人考虑过妇女的手提包中经常放置些什么物品，或按当年的规定，妇女被禁止带手提包时她们会怎么办。自然，名目繁多的女人用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装有防毒面具的背囊中。现场检查或穿戴防毒面具的操练中，常常在姑娘们的背囊中发现成堆的妇女用品，从口红、粉盒到卫生纸，应有尽有，使人既惊讶又好笑。空军妇女辅助队中，我知道有这样一个古怪的作法，宁愿假装昏倒在训练场上，也不愿让人查出背囊中的藏物。”

“刚到这里时，我们在一座机棚中极为难受的行军床上度过了最初的几夜。由于机棚的门无法关紧，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想干嘛要当兵呢。但很快我们就被分派到市内或周围的私家住宅中。运气好的分到一间舒适的宿舍，女主人的照顾无微不至。倒霉的居住条件自然就很差。我最初分到的一家，夫妇俩都是自然病理学家。他们出于对我正常饮食习惯的尊重，有时会煎些肉，而平常我只好大量地喝芹叶汤。记得那时我总是饥肠辘辘。”

“我分到的第二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年轻的女主人在当地的一家工厂里上全班，她丈夫在附近的火车站上夜班。每天早晨我上班后，她才起床，所以我不得不自己准备早饭，煎蛋和煮面条。晚上，她又总是迟迟不归，以至我下班时常常吃不上晚饭。他们常在厨房中给我留张纸条，写着‘今晚吃午餐肉’或‘罐装面条’，也有时仅写着‘炒豆芽和馒头’。我的晚餐经常是罐头食品和面包。值得庆幸的是，我父母离此地并非太远，假日时可回家吃顿像样的饭。”

“我在档案局工作的以后几个月中，正逢战争的发展停滞不前、正处于被人们称为‘胶着战’的阶段，我国空军伤亡相对较少，因而我们的伤亡统计工作也不繁重。但好景不长，随着对苏联和日本进攻作战的升级，大量的伤亡报告接二连三地涌入我们的办公室。6月8日，另一艘我们的航空母舰‘白凤’号在日本沿海被日本飞机击沉，舰载飞行人员伤亡惨重。但当我正在为空军人员的伤亡而难过，而通知遇难者亲属的工作又使我倍受折磨时，我国东南部的一个角落里发生了一些事件，并且很快就改变了我的全部生活。”

“上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不稳定的和平岁月里，趋势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我国于本世纪内可能再次卷入欧洲大陆的劫难之中。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德国占领莱茵和萨尔区，这一切都是轴心国更大野心的不祥之兆。我国政府采取了适当措施，以保证拥有足够的无线电情报部队，并有效地对付上述国家的无线电通信。”

“慕尼黑危机之后，欧洲各国的情报机构进一步提高了戒备状态，我军的无线电情报部队当然也加强了对日军无线电通信的监视。同时，日本方面正在扩编并改进其无线电情报部队，日本海、陆军的无线电情报部队也不断加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复杂的电子侦听的新纪元。”

“早在1939年5月，日本人就曾乘坐‘齐柏林’型飞艇飞临我国东南沿海，旨在窃听我国的无线电定向台网（后来被称为雷达站）的通信，以判明我方电台的波长、数量和位置，可能的话，还要判明电台的工作效率。然而，敌人此行并非成功。他们的全部活动始终处于我方雷达人员的监视之下。他们失策的是当飞临渤海湾时，竟向国内报告了其位置。他们的联络被我国无线电情报部队截获。当时我军曾想让敌人知道他们的机组错判了方位。但我们的人很明智，没有暴露自己的手段。当然，这件事本身对我国来说具有极大的情报价值，使我们了解到日本人对我国的雷达网如此感兴趣。这时，我们的早期预警系统比日本人的先进，所以他们总是急于了解任何有关我方的情况。整个战争期间，我们在这方面总是胜过日军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