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1章 海岸防空作战（第2/3页）

“空军部决定将我们迁至以北的丘陵地带，那里设有一个前进航空站。我们搬进航空站边上的一幢小房子里，大家都把它称为‘小红楼’，这里是最初截获敌方无线电话通信的地方。我们单位又增加了六名懂外文的空军妇女辅助队员和数名空军无线电报务员及技师。我们于七月初到达此地。”

“这会儿，日本人的通信联络已开始形成固定的形式，我们每天都可获得有关他们航空兵力的新情况。我们收听到战斗机与战术轰炸机袭击机场和我国东南沿海护航运输队时空中传递的指示以及飞行中队本场下达的着陆命令。日本侦察机每天对各处海峡中的航道至少搜索两次，遇有任何动向，都将报回，故敌人有关护航队的任何通话都极为重要。每当我们得知我国舰艇被敌机发现后，便立即向上海的海军指挥部和有关防区的战斗机大队发出预报。他们接到预报后马上派出战斗机护航。”

“有时我们听到日本飞行员向他们的地面指挥部报告我国飞行员‘喝醉了’（我国空军对飞机在海上迫降的称呼），便立刻报告，我们的海上空中救援部队将尽力把落水的飞行员救出。战争初期，日本的海上空中救援部工作比我们强，他们行动极为迅速，并经常使用‘川西’式水上飞机抢救落在海中的机组。当时，我们的侦听部队没有测向装备，除非敌人用明语通话或使用密语坐标，否则我们就无法判定出事地点。”

“空军情报部逐步整编出一套完整的日本空军战斗序列，包括他们的实力、装备和位置，侦听部队从而可通过对方的呼号判明很多日军单位。消息来源包括诸多方面，如侦听部队、战俘、击落的敌机以及‘特殊渠道’。”

“搬到这里后，我们的宿舍设在驻有家属的营区，工作间就在那幢‘小红楼’中。现在的驻处吵得人不得安宁，飞机接二连三地起飞、降落或飞临机场上空，闹得人难以入睡。附近港口也经常遭到袭击。头顶上轮番出现呼啸而过的飞机，它们就像踏着机关枪和高炮恐怖的节奏在表演一场空中芭蕾舞。不管活到哪天，我都不会忘记被击落的飞机发出的刺耳尖叫，随后便是撞击地面引起的沉闷的爆炸声。后来的几个月中，这种声响不知比以前多了多少倍，每一次都引起我一阵心悸……”

邓诗曼发出了一声幽幽的叹息，而就在这时，她忽然发现那位公主殿下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她身旁，正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写在笔记本上的东西。

“这是你的战争经历？对吗？”伊莲妮问道。

尽管邓诗曼是用中文写的，但对这位博学多才的公主殿下而言，读懂它并不是难事。

“对，这是我写的战争回忆录。”邓诗曼点了点头，招呼她坐了下来。

上峰已经交待过邓诗曼，这一类回忆录一样的东西，对这位公主殿下不用避讳。她想要看，尽管给她看好了。

“写的真好，我可以看看吗？”伊莲妮的大眼睛闪过企盼之色。

“当然可以。”邓诗曼说着，把笔记本放在了她的面前。

伊莲妮高兴地接过笔记本，迫不及待的接着看了起来。

“港口城市上空的气球阻塞网多次阻止了敌人的空袭。但那些肥大的气球在夏日照耀下闪烁着银光，它们也成为日本‘烈风’式战斗机最好的目标。风大时，会有几只气球被刮散，后面危险地拖拽着钢缆，空军的战斗机不得不追上去把它们击毁，落下来时就成了一堆银灰色的破片。每当我们见此情形时，总要欢呼一阵子。我想，当时这样做也许是为了从紧张的状态中得以一时的解脱吧……”

“没过多久，我们便同附近港口的海军部队建立起密切的联系。1942年7月16日，他们通知说‘海瑞’号轻巡洋舰被日本飞机击沉了，这个消息使我们颇为震惊。我们加强了对敌军侦察机工作频率的监听，同时还逐步增加了对敌军可实施布雷作战的高速鱼雷炮艇短波通信的收听。我们需要每一份有助于挫败敌人袭扰的情报。”

“不久，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出现敌人的轰炸机，探照灯雪亮的光柱直刺云霄，高射炮阵地不断传来阵阵沉闷的爆炸声似乎永无休止。日日夜夜，我们从防空洞里钻进钻出，但从未在值班时离开过岗位。”

“在南山、白河口、莱洲湾等邻近机场的作战室里情形相同，空军妇女辅助队员都坚守岗位，不断地标绘着敌人空袭的示意图。日本海陆军航空兵为了摧毁我们的早期预警系统，将注意力转到我国沿海的雷达网，但人们忠尽其责的献身精神却不曾有过丝毫地动摇。在这场战斗中，作战室里的工作大多依靠空军妇女辅助队员，人们对此没有任何争议，对妇女能否承受战争环境考验的疑虑从而也一扫而光。在战争中我观察到，敌人轰炸初期，妇女总的来说比男人勇敢，但后来她们趋于消沉，而许多最初慌了手脚的男人则能恢复镇定，变得越发勇敢。就此而言，男女之间并无多少区别。”

“有一天，敌人的轰炸比以往更为猛烈，我们单位的一个男人因过度紧张而精神崩溃，另外一、两个姑娘也眼泪汪汪的，缺少睡眠和敌军持续不断的轰炸对人的影响正在产生作用。当时我在妇女辅助队的值班员中资历较深，又刚刚晋升为下士。我感到人们的歇斯底里就要发作了，我不得不迅速地制止。生平第一次，我狠狠地打了那个男人几个耳光，效果正如我所料。倒霉的是，挨打的人军衔比我高。我的指挥官韦学昆上尉正好在为我国东南沿海建立新侦听站外出选点了，我无法听取他的忠告，只好打电话给孙承祥少校，告诉他发生的事情，并说担心受到军法制裁。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当初的担心真是多余。”

“我们那里也是一样。”看到这一段，伊莲妮点了点头，对邓诗曼说道。

不知怎么，眼前的这段文字，让她想起了那个曾经一直护卫在她身前的骑士……

伊莲妮脸上微红，她努力的压下了那个高大英俊的身影，继续读了起来。

“7月下旬，我们截获的敌人通话清楚地表明，日本人在渤海湾上空使用了涂着红十字的侦察机，我们把这种公然违背国际协定的行径向空军部作了通报。我国军政当局向日本最高统帅部发出了严重抗议，表明今后对此类飞机决无豁免。有一架日本侦察机的飞行员已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总等着他‘开始通话’汇报情况。记得他的呼号是‘忍者1号’。他断定我们在侦听，所以总是喋喋不休地用中文对我们唠叨：‘我知道，支那侦听站，听见我吗？’他总是这样愉快地问道，‘怎么样，在你们头上扔颗炸弹吧？听着！呜……呜……’，然后他就对着话筒独自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