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第一份英文刊物（第2/2页）

《丛报》第1、2卷每期各印刷400册，第3卷增加到800册，第4卷后增加到1000册。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量，因为当时西方著名的刊物如《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和《西敏寺评论》（Westminster Review）的印刷量也只不过在3000册左右。《丛报》采取销售和赠送相结合的发行方式，读者对象主要是在中国、美国和欧洲的西方人士。以1834年为例，《丛报》在中国的发行量是200册，美国160册，英国40册。但数字不能说明一切，因为《丛报》的赠送对象包括上述两家著名杂志在内的多家西方杂志，它们常常转载和引用《丛报》上的内容，使许多没有看到《丛报》的人也同样能够了解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情况。

《丛报》的停刊，无论对于创办者、编辑者还是作者们来说都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停刊的原因有多个，最重要的是经济困难，《丛报》的资金一方面来自于销售所得，另外则来自于商人的资助，特别是奥立芬的大力资助，1851年奥立芬在回美国途中去世，使裨治文和卫三畏失去了坚强的经济后盾，成为《丛报》停刊的直接原因。《丛报》在前10年还可以依靠销售收入自给自足，但从1844年开始便逐年亏损，每年约300—400美元，最后一年（1851）只有300个订户，实在难以为继。裨治文的离去也使卫三畏越来越感到独木难支，1851年底，卫三畏决定停刊，给这份重要的刊物划上了句号。

在《丛报》创办之前，欧洲已经出版有多种亚洲研究刊物，如伦敦的《皇家亚洲学会通讯》（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巴黎的《亚洲学刊》（Journal Asiatique），但正如它们的标题所显示的，它们是以“亚洲”作为研究对象，中国只是其内容的一部分。前文提到的《印支搜闻》虽然给中国以不小的篇幅，但南亚、东南亚的情况也是其关注的重要对象。《丛报》是西方第一份主要以中国为报道、研究对象的刊物，它的出版无疑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对于当下中国的清史研究者来说尤有极重要的文献价值。

原载《博览群书》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