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最初的汉语学习（第2/2页）

同样是难学的汉语，为什么传教士就能够掌握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动力与目标不同。传教士来中国，志在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这就要求他们了解中国人的心理，知道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而这一切的基础便是掌握汉语。第二位来华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这样表白自己的心迹：“我认为要学好这门语言是非常困难的（我至今都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这一看法），并且确信，对于一个才能平庸的人，需要长期努力，需要勤奋、专注和坚持不懈，因为掌握汉语知识后就能够为基督教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我下定决心，只要上帝赐给我健康，我将竭尽全力，即使进步缓慢也不灰心沮丧。”（《新教入华十年回顾》）米怜的这段话也道出了其他来华传教士的心声。

1829年裨治文来华时，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给他的指示的第一条就是要求他把开始的几年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并说如果发现广州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可以考虑到马六甲的英华书院。裨治文后来没有去英华书院，而是在广州跟随马礼逊学习。1833年另一位美部会传教士卫三畏到达广州后，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裨治文当作了自己的汉语启蒙老师。本来学习汉语最好是找中国人做老师，但当时清政府的极端文化保守主义政策（教外国人汉语有杀头之祸）使这一点很难实现。即使能找到个别不怕冒险的老师，在师生双方都精神紧张的情况下教学效果也一定不会太好。

对于学习一门语言来说，教师固然重要，教材也同样重要。19世纪早期的情况是，不仅汉语教师稀少，用于学习汉语的教材也很有限，而有限的几种教材皆是欧洲人的作品。为此裨治文和卫三畏在1840年代陆续编写了三部工具书，不仅增加了汉语学习者的选择范围，而且打破了欧洲人的作品一统天下的局面。

裨治文主持编写的《广东方言读本》首先于1841年出版（印量为800册），这是美国人编写的第一部学习汉语的工具书，也是第一本专门用于练习广东方言的实用手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了表彰裨治文的这一大贡献，纽约大学于1841年7月14日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读本》的出现无疑为广东方言的学习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但是大8开本、693页的部头使这本工具书使用起来不太方便。简单实用的《拾级大成》（8开本、287页）的适时出版满足了时代和人们的需要。

《拾级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1842）是卫三畏独立编写的第一部汉语工具书。在此之前他参与了《广东方言读本》的编写。在《拾级大成》“前言”中卫三畏说：“本书是为刚刚开始学习汉语的人编写的，读者对象不仅包括已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包括还在本国或正在来中国途中的外国人。”全书的内容如下：（1）部首；（2）字根；（3）汉语的读写方式介绍；（4）阅读练习；（5）对话练习（与老师、买办、侍者）；（6）阅读文选；（7）量词；（8）汉译英练习；（9）英译汉练习；（10）阅读和翻译练习。相对于《广东方言读本》偏重于说的练习，《拾级大成》更侧重读、译的练习，显然是为了和《读本》互补。在阅读练习中，作者的编排是先给出中文，然后是拼音，然后是逐字的英译，最后是符合英语习惯的翻译。阅读练习遵循由易而难，逐级提升的编写原则，先是单句练习，然后逐渐过渡到成段的文字。翻译练习的安排也是如此，从字句的翻译到成段的翻译，从提供参考译文到最后不再提供参考译文，作者显然希望通过这些练习能够使学习者比较快地掌握汉语。如果像卫三畏所设想的那样，一个学习者通过前面的操练最终能够完成书末成段的中译英练习（选自《聊斋志异》、《子不语》、《玉娇梨》、《圣谕广训》、《劝世良言》），那么他确实可以说已经“大成”了。

在《拾级大成》出版两年后，卫三畏又推出了另一部工具书《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这是一部英汉词汇手册，按照英语字母顺序依次列出单词和词组，并给出中文的解释和官话注音。之所以用官话注音，是为了适应中国内地已经逐渐开放的形势，由于广东、福建仍然是当时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所以在书后的索引中，除了官话注音，卫三畏还给出了该词汇表中出现的所有汉字（按照214部首排列）的广州话和厦门话注音。

以上三本工具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国人的汉语学习和研究已经脱离了最初的筚路蓝缕的阶段，开始走上了一条逐渐成熟和发达的道路。

原载《江苏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