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第2/2页）

顾立雅是最早参与中国考古的西方学者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历史非常值得研究，这一历史仍然有迹可循，有物可证，所以这一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后来的历史，就必须先理清古代的历史。中国文明不是已经死去，而是仍然鲜活，研究古代的源头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现在和未来。”（《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380页）顾立雅早年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基本上只使用书面文献，到中国后，他开始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把“纸上之遗文”和“地下之实物”结合起来，这种二重证据法大大提升了他的学术研究的水准。顾立雅说他自己在写作《中国之诞生》商代部分时曾仔细研究过“219份西周金文和113份东周金文”。（《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266页）这样扎实的功夫为他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史语所对殷墟的第二、三次发掘曾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这主要得力于毕士博（又作毕安琪，Carl Whiting Bishop，1881—1942）和李济的牵线搭桥。毕士博是著名的东方考古学家，1915—1917年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助理的身份在中国进行考古挖掘，1923—1927和1929—1934两度作为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的代表常驻北京。1924年毕士博在北京见到了回国不久的李济，李是最早在美国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中国学者，双方很快达成了合作意向。弗利尔美术馆先是和李任教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合作，并把山西作为考古挖掘的地点。1928年清华国学院解散后，李济移席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并担任考古组负责人，于是双方的合作移向殷墟考古。1929年春和同年10月李济领导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小屯发掘均得到弗利尔艺术馆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经费方面。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合作到1930年就中断了。

毕士博在顾立雅留学北京期间曾给予他多方面的帮助，在《中国之诞生》出版之际应顾立雅之邀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称赞此书是“迄今西方对于青铜时代中国最好和最完整的描述”。（《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9页）

原载2013年12月18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