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留学生看民国北京的学术地位（第2/3页）
如果说近代以来北京一直就是汉学中心的话，1930年代它的这一地位则更加巩固。1920年代在把汉学中心夺回北京的时代潮流下，北大、清华、燕京、辅仁、中研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无论是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还是建立国学院培养学生，抑或是组织考古挖掘寻找新材料，这些努力都很快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考虑到当时内忧外患的国内国际环境，这一努力就更显得可贵，而其效果也更让人赞叹。1930年代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最辉煌的时期，而北京则成为风光无限的汉学中心。余英时在回顾这段时期时做出了如下评价：“以老一辈而言，如陈寅恪的史学、傅斯年的古代民族史、汤用彤的佛教史、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史，都代表了中西融合的学术精品，……又由于西学已普遍传入中国的关系，从中国学术系统中出身的人此时同样可以灵活运用西方的观念和著作方式，……陈垣、柳诒徵、吕思勉、顾颉刚和先师钱穆五位大师可为典范代表。……因此这一期的成绩得到国际汉学界（日本和西方）的高度重视。”（《史学研究经验谈》）美国留学生大都在1930年代来到北京进修，可谓躬逢其盛。
从美国留学生的角度来看，北京的汉学中心地位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1）北京拥有一批一流学者，美国留学生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不仅在课堂上，也在私人交谈中。顾立雅回忆说：“每当我在研究中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我就立刻骑上自行车，去找对此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中国学者，一杯茶的功夫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常想，他们的帮助为何总是如此慷慨？他们真是我所认识的最亲切的一群人。”此外各种聚会也是讨论学术、互相切磋的重要场合，这种学术性的聚会是当时北京学界的一大特色，美国留学生从中获益良多，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顾立雅继续回忆说：“那时中国学者们经常在饭馆里聚会，听说有些教授将一半的薪水用于宴请，我几乎每周都受到邀请。这类的聚会一般四个小时，八个人左右，很少超过十二个人，大家围坐在一张大圆桌边，边吃边聊。参加的人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字学家、艺术史家、文献学家，偶尔也有一两位诗人。他们的闲谈实际上都是学术讨论，语速很快，且常常一语双关，但在远处的人只会听到不时发出的笑声。”（《我是如何写〈中国之诞生〉的》英文版）刚到北京时顾立雅几乎听不懂这种“语速很快，且常常一语双关”的谈话，当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和训练终于可以听懂时，他感到自己的留学生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2）北京拥有众多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不仅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前者如《燕京学报》、《清华学报》，后者如《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华裔学志》等。美国留学生都能以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作品为荣，他们的处女作和不少早期作品都发表在这些刊物上，奠定了他们日后学术发展的基石。如卜德留学期间用中文撰写的《左传与国语》一文，经顾颉刚修改后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6期（1934年12月），是他一生唯一的中文论文，一直为他所珍视。又如费正清的英文论文《1858年条约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经蒋廷黻推荐发表于《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7卷第2期（1934年7月）。晚年费正清在回忆这篇学术处女作时还抑制不住自己对蒋廷黻的感激之情。
（3）北京学界能及时追踪最新的国际汉学的发展。就美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出版的著作虽然在西方颇受赞扬，但在中国学者看来，其中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孙念礼留学北京时完成的博士论文《班昭传》（Pan Chao：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在美国出版后，《燕京学报》第22期（1937年）《学术界消息》一栏中发表了齐思和的书评，在表扬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其中的“疏失”：“如大家之著作除孙女士所举者外尚有《幽通赋注》，李善《文选注》引之颇详，《后汉书》本传所谓注者殆即指此。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收仅限于文，故未网罗，作者于此注亦未加申论，似属遗漏。又如大家著作，除《女诫》、二疏，及《东征赋》外，俱已亡佚，今所存者皆出自类书征引（惟《针缕赋》见《古文苑》，然《古文苑》固极可疑之书也），只辞片语，残阙不完。如《蝉赋》一篇即系由三处辑出，作者俱谓之短赋，不知汉赋无如此之短者，直至六朝始有此体。又如作者谓大家为中国惟一帝廷女史家，不知女史之职，由来已久，《后汉书·后妃传》叙、章学诚《文史通议·妇学篇》考之甚详。女史例以宫妃充之，大家教育后妃，实是女师而非女史也。《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毛传：‘师，女师也。古者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女师之职，由来久矣。又如据本传曹世叔早卒，但按《女诫》大家十四岁归曹氏，作《女诫》时年已将六十，尚有在室之女，而汉时女嫁甚早，年十三四便即适人，则其夫卒时至少已五十左右，传云早卒殆非，此则前人论之已详，而应于传中述及者。”（《评〈班昭传〉》）此外如雷海宗对富路特《乾隆时期的文字狱》（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一书的批评（载1935年《清华学报》第10卷第4期），周一良对魏鲁男英译《魏书·释老志》（Wei Shou on Buddhism）一文的批评（载1937年《史学年报》第2卷第4期）等都切中肯 。这些一针见血、一锤定音的批评显示北京学人牢牢地掌握了学术的话语权和裁判权。
风水轮流转，二战前的美国还处于汉学研究的边缘地位，但今天则无可争议地成为西方汉学的中心。今天世界汉学的中心是在北京，还是在哈佛呢？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美国汉学的研究成果被大量译介，而当代中国学人的著作只有很少几种被美国人主动翻译；就评介机制来看，美国的SSCI期刊比国内的CSSCI期刊更权威、更能表明学术水准和国际影响力；至于群趋美国受国史则早在三十年前就开始了，至今方兴未艾。
1930年代的北京已成过去，但它提供的范例完全可以为今天所借鉴。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学者自身的努力。北京当年的学术中心地位是靠众多优秀学者支撑的，正如钱穆所观察的那样，那时的北京学者“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从这些学者那里，美国留学生得到的不仅是汉学知识的教益，更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感染。1930年代北京的魅力是学术的魅力、精神的魅力。我们今天应该做的正是增强北京和中国的学术魅力和精神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