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好莱坞的宠儿（第3/7页）

当局对好莱坞进行了严厉打击，成功地清除了一度十分猖獗的吸毒现象，在一开始轰轰烈烈的逮捕行动过后，一切都平静下来。不但可卡因越来越难找到，而且还出现了第一轮的杂志“新闻调查/小道消息”高潮，使劲儿往富人名人身上泼脏水。卖可卡因给电影明星简直就是可以上封面的那类出轨行为：即便是在好莱坞，也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

只有一些顽固派还在继续吸毒。电影演员塔卢拉.巴克海德就是其中一个——她在传记里谈到一次在纽约参加宴会的经历。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两个小玻璃瓶，吃完了饭，她拿起眼药水，往眼皮里滴了几滴，然后悄悄对旁边的人耳语说：“我滴错了眼药水。”同伴大吃一惊，建议她看医生，她一听就大叫起来，“我把可卡因滴到眼睛里去了，我可不会告诉医生或是别的什么人！”然后突然离开。据估计，那句人们常常提起的经典名言“可卡因不会让人上瘾。我再清楚不过了——我都用了好多年的了！”也是出自巴克海德之口。

她并不是唯一的可卡因狂。哈瑞.安斯林格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一个“持强凌弱”的明星，一眼就能看出指的就是埃罗尔.弗林。不断有人向警方报告说他试图从整个欧洲的医生那里获取可卡因——来治疗想像出的从“自卑情节”（！）到“无法治愈的痔疮”在内的各种症状。安斯林格把他带到警察局进行审讯，他拒绝承认自己有毒瘾，后来承认自己获取可卡因的真正动机是为了性（埃罗尔.弗林需要毒品还能有什么理由？）。

不过这种情况毕竟少之又少。可卡因渐渐步入低谷，新生的一代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种麻醉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更加速了可卡因衰落的进程。不但供应和走私古柯的通道被切断，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忙于打仗，几乎抽不出时间来照顾非法毒品。整个欧洲百分之一百的就业率很好地解决了当地的毒品问题（英国从1940年到1943年也只有三起与可卡因有关的逮捕行动。）

然而也是这场大战使得人们明白非法毒品交易有多赚钱，从而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麻醉剂集团。这个集团的出现要归咎于“幸运的卢恰诺”。他自1942年起一直同美国海军情报部合作为战争出力，运用他广泛的黑社会关系来追踪布鲁克林造船业里的“间谍”，还帮助把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犯罪组织——黑手党家族——联合起来协助联军在1943年入侵西西里。作为回报，卢恰诺三十到五十年的服刑期可以很方便地被忘记，条件是他得回到意大利，永远不许回到美国来。1946年一月三日对他进行减刑，他回到了意大利，很快利用自己同意大利和美国的犯罪集团的关系，让战后的海洛因交易重获生机——五十年代，海洛因交易通过所谓的“法国贩毒网”在马赛达到了顶峰。接下来二十年的世界海洛因交易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由这个组织完成的。

到1952年的时候，美国染上海洛因瘾的人比战前高了百分之三百。尽管可卡因还没有列上菜单，但全球麻醉剂市场已经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利润，从而为可卡因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可卡因虽然步入低谷，但远远没有销声匿迹。

二战结束的时候，可卡因的确非常罕见：“到1948年的时候”，哈瑞.安斯林格报告说，“我们在这个国家进行的所有没收行动中几乎没有发现可卡因”。他所能找到的仅有的案例都是给马服用毒品：他在1961年的《谋杀者》一书中讲述了一个马主给他的马注射了一剂被称之为“霰弹枪”的药物：十四粒可卡因，三粒海洛因和其他各种兴奋剂的混合物。马打完针后变得非常激动，要五个人才能拉住它。尽管这匹马最后遥遥领先赢得了比赛，但它太疯狂了，以至于在前十个马身距离的时候就把骑手掀了下来。安斯林格的人发现马主决定要拿木质的球棍打它一顿，好好教训教训这匹顽劣的马的时候，他们插手了。但他们还是迟了一步。马主第一棍还没来得及打到马身上，就被他犯了偏执狂的马给踩死了。（这时脑海里不由出现“赏罚分明”这个词——）

尽管如此，吸食可卡因的苗头还是不时会复苏。显然，可卡因在四五十年代一直少量地埋伏在玩世不恭的黑社会：同安妮塔.欧黛在她的自传里提到自己吸毒一样，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一起演奏的爵士乐手米尔顿.梅西罗也在自传里就谈到自己曾经吸食可卡因。马克西姆X在自传里写道，他在四十年代的时候染上了可卡因瘾（可卡因几乎给他惹了大麻烦，那是他在一次狂欢后看到了自己的白人女友，便大逞酒后之勇，摇摇晃晃走过去给她打招呼——就当着她丈夫的最好的朋友的面）。同样，1949年似乎也出现了一次可卡因复兴。《时代》杂志的一篇独家报道“白色女神”称警方查获近一公斤的可卡因，就悄悄藏在外交官拉菲尔.文森特——古巴驻秘鲁领事——的皮包里。这不过是一个小打小闹而已。纽约警方报告说在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里就在城里查获了400盎司（15公斤）的可卡因，而一旦来源被证实，问题就蒸发了。

其实，禁止可卡因的命令执行得非常好，看起来似乎可以劝说秘鲁和玻利维亚也一起来禁止古柯生产。最初成为两个国家的骄傲和经济上的巨大希望的古柯产业，现在也开始衰落。从一开始，秘鲁在市场上的主要作用就迅速被荷兰人和印度尼西亚的日本人抢了过去。与此同时，人工合成的麻醉剂也诞生了，可卡因禁令开始发挥威力，可卡因的市场越来越小。就在此时，古柯还遭受着一系列被误导的“改革家”的猛烈抨击。

站在反对古柯总队前列的是教会，这也许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自从1552年基督教权威们没有获得国王的许可禁止古柯以来，他们一直对古柯恼羞成怒。现在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由于秘鲁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时候逐步对外开放，因此传教士们越来越深入地穿透到秘鲁内陆地区，走到哪儿就把哪儿的当地居民转变成基督教徒。领头的便是耶稣第七日复临论者，他们要求自己的新教徒保持完全清醒，劝告任何愿意听的人说该是对古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虽然耶稣第七日复临论者永远也无法对一项存在了4，500年的产业造成太大的威胁，不过有影响的大人物很快就行动起来。到二十世纪头几年的时候，秘鲁成立了一支强硬的自由派别，他们一致认为改善一贫如洗的印第安人的命运的时候到了。他们的看法很正确，大多数人的用意也是良好的，但是他们行动的方式却是错误的。为了试图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令这些人如此贫困，他们建立了一系列的智囊团，所有这些智囊团都断定，如果要消除贫困，首先必须处理古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