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熹平石经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为人恭谨孝顺。父亲早丧，母亲在他十二三岁时就卧病不起，蔡邕在床前悉心照料。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是蔡邕在母亲床前倒屎倒尿、解衣调药，一守就是三年。

这三年时间里，如果不是寒暑节气的变化，蔡邕都没时间更换自己的衣服，有七十多天不曾好好睡觉。

母亲去世后，他在坟墓旁边结庐住下，行为举止都严格依照礼法的要求，以至有“菟扰其室，木生连理”的奇观，为时人称颂。

父母辞世，蔡邕和叔父堂弟住在一起，三代不分家，乡里的人都敬重他的义节。

蔡邕小小年纪，即显示出了“通敏兼人，举一反三”的天质，知识渊博，以师礼侍奉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

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蔡邕二十七岁，大宦官徐璜、左倌等“五侯”听说他琴艺高超，就命陈留太守护送蔡邕上京侍奉皇上。

而在此前不久，朝中士大夫和宦官集团刚刚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人获罪，被免官归乡，朝廷一片乌烟瘴气，入仕前景堪忧。

蔡邕向以自己的经史才学自负，不甘于以一名艺人的身份应诏入京。

迫于陈留太守的督促发遣，才勉强上路。一路拖拖拉拉，极不情愿。

时值深秋，霖雨数月，道路泥泞，难以前行。

蔡邕内心万分愁苦，好不容易到了洛阳附近的偃师县，装病，终于获得自由。

对蔡邕而言，他宁愿隐居乡里，居家赋闲，也不愿意应“五侯”之辟，与之同流合污。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秋的这段上京经历，他虽然侥幸托病脱身，但“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写下了《霖雨赋》《述行赋》等篇章。

《述行赋》是其中代表作。

赋一开头，就倾泻出漫天秋雨、积滞成灾的凄惨景象，以隐喻世道黑暗、前路艰难。继而写京畿的宫殿绵延、赫然天居，使之与前者形成强烈对比，抒发出一腔郁抑而愤慨的情感。表示既然无“亮采以匡世兮，亦何为乎此畿”，拒做鼓琴侍弄之臣。

全赋字句不多，小巧灵活，见解深刻，概括精辟，是汉小赋的绝妙佳作。世称蔡邕为汉代最后一位辞赋大家。

因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国家命运的忧患，不合作、不妥协，蔡邕因此被鲁迅先生誉为“一个有血性的人”。

蔡邕回乡，一共隐居了十年。

十年中，他曾被州里征辟，但他将入仕的机会辞让给了别人。其本人闲居玩古，并撰《释诲》一文以明其隐居之志。

直到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蔡邕才应司徒乔玄之辟出仕。

这一年，他已经三十八岁了，乔玄对他非常敬重，因此，在仕途上较为顺利。

在接下来的九年时间里，先是出补河平长，后召拜郎中、校书东观，再迁议郎。

在任议郎期间，他跟从刘宏车驾上原陵祭祀，将祭祀的过程记录下来，“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事”编成《独断》一书，被四库馆臣誉为“考证家之渊薮”。

另外，他的书法精妙，有“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好评。

据说，刘宏命工匠修理鸿都门，工匠用扫帚抹了白粉在墙上写字，蔡邕大受启发，进而创造了一种名为“飞白书”的书体。

该书体，笔画干瘦枯涩，乏墨而力劲，开张折合，势若千钧。

唐张怀瓘《书断》是这样评价蔡邕的飞白书的，他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当代史学家范文澜称：“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最高境界。”

写石经，是蔡邕所做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大事。

当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书籍被奉为经典，法定为教科书，设专门博士官讲授，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与决策依据。

儒学既然已被定为官学，自然就有一部标准本作为评定正误的依据。

可是到了熹平年间，这部作为评定正误依据的标准本——藏在东观的“兰台漆书”，却被主管考试的官员受贿涂改得不成样子了。

为了不贻误后学，蔡邕向刘宏提出：必须重新校正经书、正定儒家经本六经文字，并刊刻于石。

得了批准，他便参校各种版本文字的经书，亲自书丹于碑，命工镌刻，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碑凡四十六块，碑高一丈许，广四尺，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及《公羊传》《论语》。

这些碑称《鸿都石经》，始刻于熹平四年，故称“熹平石经”。因字体一律采用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

这套石碑也成为我国最早的官定儒家经书石刻，其去误存真，为天下士人提供了儒家经书范本，可谓功德无量。

石经立起，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两千年后我们再回视这一事件，其现实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官定儒家教材上，其开创了以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的体例，成为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同时又启发了捶拓方法的使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