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刚至柔 至情至性傅斯年与家人(第2/5页)

5秋天,傅斯年携妻子来到昆明,与史语所历史组主任陈寅恪同住靛花巷宿舍。傅家住一楼,陈家住三楼。他们既是留学欧美的同窗,又是姻亲(俞大綵是陈寅恪的表妹)。为躲避敌机轰炸,人们在楼下空地挖有防空洞。每次警报一鸣,众人争先恐后往楼下跑,傅斯年却拖着肥胖之躯往楼上冲。他担心陈寅恪视力微弱,行动不便,每次总是把陈寅恪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陈寅恪曾苦中寻乐地撰写过一副对联:“见机而为;入土为安。”

1938年9月28日,昆明再遭轰炸,死伤无数。城里的文教单位又开始迁往郊外。史语所搬迁龙泉镇,中研院社会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迁到落索坡,中博院设竹园村,中国营造学社迁麦地村……人们渴望片刻安宁,开始了安居工程。傅斯年在棕皮营村长赵崇义的西院租了块种竹笋的地,盖了五间房。落成后,一家三口喜迁新居。1939年1月20日,傅斯年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他要年仅四岁的儿子记住逃难的经历。他在图上题记,“小宝的一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那时的傅斯年,也许幻想这个家庭不会再分离。回忆那段日子,俞大綵也溢满温馨:

我们初到昆明时,友人送给仁轨一只很漂亮的大黑狗。一日孟真午睡方酣,那只狗走近床边,用舌轻舐他的手,他被惊醒,便伸手猛打,没有打中,他怒气冲天地拾起拖鞋再打,狗已远去,他却把自己的眼镜从几上打落到地上,镜片碎了。在他盛怒之下,我只得戏言,虐待动物是一罪,要遭监禁的,不料他竟“恼羞成怒”,整整三日,不与我交一言。这场冷战,延续了三天之后,第四日清晨,他起床,长揖到地,面有愧色地笑向我说:“我无条件地投降了,做了三天哑巴,闷煞我也。”……我很欣赏他不时流露出天真的稚气。6

1938年10月,史语所同人在昆明龙头村,左二为傅斯年,右四为俞大綵。

1940年10月13日,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文化巷住宅被毁,有师生被炸死。同济大学打算迁往四川。傅斯年再度兼任中研院总干事,开始作搬迁的准备。年底,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开始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每个参与搬迁押运的职员,都有不同的遇险经历,傅斯年则要应对突发其来的所有难题。如潘悫汇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泸州)蓝田坝检查哨屡次无理取闹,故意为难。”傅斯年即致函川滇公路管理处:“请电令川滇公路所属沿路关卡,对于本所迁川租用之卡车家车一体放行,勿予稽留”……

坐镇重庆,遥控指挥的傅斯年如同在下多副盲棋:一年前,西南联大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自兼所长,除了授课,还指导研究生;他往返昆明重庆两地,处理中研院院务;史语所初到李庄,诸如打通关节,租赁房屋,筹措钱粮,稳定人心等,事事操心。

转眼就是1941年的春瘟时节。3月,傅斯年被送进重庆歌乐山下的中央医院。这次生病,是几年来心力交瘁以致积劳成疾。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谈道:“去年初冬,敝所奉命自昆明迁川南,其时甚为忙碌,又以兼任敝院总干事长之故,更感生活之不安定。今年在二三月中,五十天内,一连开会五次,长者如参政会之十日,短者不过一日,但属于敝院者,须弟事先准备,又以有各种不如意事,时有暴怒。”7住院四个月后,傅斯年回到歌乐山上的家里养病。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诉:“出中央医院时,血压是低了。以后高高下下几个月,我在歌乐山养病,以离中央医院近也。出院时为7月7日,直到9月中,才可以说能走点路。一夏大轰炸,只是听着他在头上过,任之而已。”8那是一段穷愁的日子,俞大綵写道:

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而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腼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常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9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这年10月,傅斯年的母亲不幸去世。母亲逃难重庆,他无暇顾及,只好安排弟弟傅斯岩照顾母亲的生活,自己负担费用。朱仲辉写道:

傅先生母丧后,悲恸之情自不待言,但以国难当头,丧事一切从简,不发讣告,不开吊,寿衣老太太早已自做好,仅购置优质棺木,并请俞大维派人料理安葬事宜,墓地经选在歌乐山附近,地名已记不清楚。仅记得是在当时水利部后山,大概是中研院数学研究所办公处旁一小山顶上。下葬时在岩石中钻一洞穴,用吊车将棺木放入,再用水泥制成约七八寸厚之水泥板三块,用吊车吊起盖上,极为坚固,是日参加葬礼者除傅先生兄弟二人外,仅有我与中研究院高先生及数学所部分人员,另有工程人员不过十数人而已,人虽不多,但极隆重。10

办完母亲的丧事,傅斯年身心两伤,高血压再度复发。

傅斯年的母亲何老夫人。

1941年年底,大病初愈的傅斯年将妇携雏,来到雾霾弥漫的李庄板栗坳。四川的坳,就是山间的小盆地。栗峰山的张家大院隔着几块水田有个独立的小院,叫桂花院,是给傅斯年租赁的。山居生活有种种不便,却有一种“复得返自然”的静谧。董作宾写下傅斯年此刻的行状:

第一组主任,现在是傅孟真先生兼任的,他名为回所来养病,实际上他一会儿也闲不住。他忙着督促指导各部分的研究工作;他忙着审核论文,编印集刊,他已编成了集刊五大册六十万字的论文;他忙着和同事们讨论每个人跟他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他忙着替朋友和同事们买药,请大夫,治病;他忙着和朋友们“摆龙门阵”,讨论天下国家大事,或者写信给朋友吵嘴;他忙着到大厨房去拍苍蝇,或者叫人锄路旁的野草,把毛厕里多撒石灰;他忙着为同事买米,买布,买肥皂等等;他忙着一切的一切。有时似乎是清闲了,他又忙着找密斯特王(指版本目录学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堂)下两盘象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