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谷烦冤应夜哭 天阴雨湿隔天涯激流中的曾昭燏（第3/5页）

1943年7月，曾昭燏与李济合著的《博物馆》一书由国府教育部署刊，重庆正中书局出版。这是在曾昭燏留学期间，到柏林国家博物馆和慕尼黑博物院两次实习所完成的报告的基础上撰写的。她通过对欧美尤其是德国博物馆的考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博物馆的组织、管理、建筑设备及收藏、陈列、研究、教育等项工作的原则和要求，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作者指出：中国历史悠久，文献丰富，而科学不发达，故历代收藏，专重古物，对于科学物品，素来忽视；欧洲各国于18世纪时已确定博物馆应为大众而设，中国直至满清晚世，一切收藏还只供少数人玩赏。10这部书的初稿由曾昭燏1939年在昆明完成。事前，她与李济共同研究，事后经李济修订。全书也体现了李济的一贯思想。李济认为，博物馆、科学馆的目标就是通过展示来教育民众，如搞一个实物展览来说明现代动力发展的历史，不能只限于陈列几台蒸汽机、内燃机，应该从人类开始利用自身以外的动力说起，如猎人利用自然弹力，农人利用水力，以及利用驯服的兽力等，都是开发现代动力的预备知识，由此再说到蒸汽机的发明，内燃机及原子能的利用，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部很自然的历史。为此，他曾在重庆的电台上专门作过关于“博物馆”的科普讲座。1943年下半年，曾昭燏还协助李济，在成都、李庄和重庆三地筹办了“远古石器展”。仅在李庄的展出，一日参观者就达八千人……

李济与曾昭燏，一个是中博院筹备处主任，一个是总干事，一男一女配合默契，免不了招人非议。李庄的圈子中也流传过两人的绯闻。我曾就此话题询问过李济之子李光谟教授11。他说：

父亲一辈子热心博物馆事业，在这一点上，他与傅，（斯年）先生有分歧。傅先生是不太重视博物馆的。父亲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在人类之间增加知识和传播知识”，这是19世纪末的化学家史密森的原话。史密森把钱捐给了博物馆，留下遗嘱。史密森博物馆是美国著名的博物馆，在这块招牌下，很多博物馆都归了史密森。父亲在《安阳》那本书里讲，大量的发掘，所有的年轻人都参加到推进历史知识的最前线去了。他在西阴村的报告前部也用了这句话。我还看过他晚年的文章还有这句话。因此，李济、曾昭燏合著的《博物馆》专著，书中是肯定有父亲的思想的，父亲也必然增加了一些内容。但应该说主要是曾先生的著作，当时为了提高曾先生的知名度，父亲不过是看过稿子，就挂了个名。12

李光谟认为，傅斯年先生对博物馆事业兴趣不大，父亲与他的分歧所在，也正是与曾昭燏默契的原因。接下来，他不忌谈父亲的“隐私”：

关于李济和曾昭燏的事，有人传过，后来中博院、史语所也传过，傅先生的一份已公开的日记中好像也影射过这件事。当时这种传言，也闹到母亲那里了。母亲很生气。曾先生人长得也不是很漂亮，老小姐一个。我父亲至不至于跟她有什么不轨的事，我很难想象。这桩事我以为有点不正常，恐怕有人际关系的纠葛在里面。 曾先生管事很多也很细，不清楚的都要问，因此会开罪一些人。她当时四十上下，父亲也就五十岁左右，他们谈工作的时候不一定都在大庭广众之中，有时需要在办公室谈，比如研究人事之类的事。就有人风言风语……李庄张家祠那个地方，百鹤门窗，人在外面往里看，什么都一览无遗。13

2005年9月3日李庄，李光谟在父亲李济当年的办公室前。

我多次参观过那间“主任室”，那是四川李庄张家祠堂西北角的一间房子，木地板，外面一壁的雕花木窗户。众目睽睽，何藏“隐私”？

当时，李济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两个女儿先后病逝，心绪极坏。再者，史语所属中研院系统，经费由财政部拨付，中博院隶属教育部，经费由教育部发，李济同时兼任史语所三组主任和中博院筹备处主任，矛盾就难以回避。总干事曾昭燏作为工作上的助手、学术上的同仁，思想感情上也许与李济走得较近，甚至也不乏一些生活上的关心。从曾昭燏致李济的信即可看出两人关系的渐进。收入《曾昭燏纪念》文集中的第一封信是民国三十年十一月六日，署名“曾制昭燏”；民国三十二年，署名“曾昭燏”，到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开始，以后的署名皆为“昭燏”。信中除却谈工作，也有生活上的关心，如“奉二月二十一日手书，敬悉一一。重庆生活之苦，在人意料之中。只望诸事得早日完毕，能于月底返李庄则幸甚矣。伤风愈否？极念极念……傅先生于十二日从此乘飞龙轮动身至南溪。昨日早乘巫山轮往渝，燏送至南溪，闻船上甚拥挤……现从筲箕背至李庄有长天、永昌二轮对开，惟南溪至筲箕背一段需起早耳。南溪旅馆极坏，不能住，可住张官周之征收处。”14关切之情跃然纸上。难怪，傅斯年会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曾于济之信服之至，亦怪事也。”15

其实，曾昭燏的独身是自觉舍弃了做女人的权利，“而委身于学问、社会”。情欲对于李济这样的学者，也是奢侈品。他曾说过：“所谓研究自然科学的真精神者，至少应该保持如荀卿所说‘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的态度。养成这态度最大的阻碍，自然是感情。尤其是在人文科学范围以内，感情最难抑制；结果多少总是‘蔽于一曲’而失其真。”16所以，我相信，李庄时期的曾昭燏，也就是李济的红颜知己。

1945年12月，曾昭燏参加了李济主持的“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和“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6年10月中博院迁回南京，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辞去了中博院筹备处主任职，交给曾昭燏代理。后由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兼任，曾昭燏仍担任总干事。此阶段，在她的主持下，中博院开始了陈列大殿的基建工程。

1941年11月6日，曾昭燏致李济信。

1948年秋冬之交，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南迁。当时，由于对中国政治前途的不同判断，曾氏家族的后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的离开大陆，如曾昭燏的哥哥曾昭承、妹妹曾昭楣以及至亲俞大维家族等去了台湾、香港。二哥曾昭抡、妹妹曾昭懿等留在大陆。曾昭燏在1951年的“干部履历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的一位堂侄女曾宪楷忽到南京，住在我这里。她与我是中学同学。她有一位胞妹曾宪植在大革命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成为叶剑英将军的爱人。在抗战初期的时候，宪楷因之而与叶剑英、周恩来认识……她和我谈了她所知道的共产党的事，她说共产党绝对要文化，绝不会仇视知识分子，她劝我尽力保存着博物院这个国家文化的库藏，以待新时代的来临。她的言辞使我消除了一切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