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蚕茧 两岸恩怨（第2/7页）

夏鼐在伦敦大学攻读完埃及考古学博士课程后，又在埃及作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1939年6月，李济和傅斯年、梁思永商妥，在史语所或中博院内，为夏鼐预留了一适当位置。11月1日，夏鼐给李济写信：“原拟勾留英国至明春或明夏返国，不幸欧战爆发，计划成为画饼，现拟在开罗工作数月，然后返国，未知返国后即㙪工作之机会否，禹铭兄组织苍洱考察团不知现已出发否，明春仍有考查团或发掘团之组织否？”6在得到李济的准信后，三十一岁的夏鼐于1941年回国，去到李庄。李济即聘他担任中博院的专门设计委员，并派他参加川康古迹考察团的彭山考古发掘。

1936年2月24日，考古组同人在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大楼前的合影。后排右起：胡厚宣、李光宇、高去寻、李济、梁思永、徐中舒；前排左起：王湘、董作宾、石璋如、郭宝钧、刘耀（尹达）、李景聃、祁延霈。

不久，夏鼐因离家多年而冒险返故乡浙江温州探亲，遭遇日寇再占温州，本拟在家完成博士论文“埃及古珠考”，因逃难而搁置下来。日寇退出温州后，就在1942年10月间，他接到李济的电报，告知已与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商妥，聘他到中研院史语所任副研究员。朱家骅还通知浙江省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徐浩垫，先借给夏鼐返川路费，以后由史语所归还。困境中的夏鼐大喜过望，10月24日他写信给恩师李济：“一俟此项工作完毕（撰写《埃及古珠考》一文），此后余生即可用全力从事于中国考古学，决不辜负吾师提拔后进之苦心，唯恐以不舞之鹤为羊公辱耳。”7“不舞之鹤”典出《世说新语·排调》：“昔羊叔子有窑主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氃氋而不肯舞。”以不舞蹈的鹤，喻自己名不副实，既是自谦，也表达了对老师的谢意。

1943年，夏鼐来到四川李庄，按照李济的安排，参加了史语所与北大文研所、中研院地理所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准备赴敦煌调查。行前，李济对弟子面授机宜。夏鼐在1943年7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晨李济之先生特别唤我到他办公室中去，叫我将来到西北以前，应先与傅所长及向先生接洽好下列诸事：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之合作条件（最好用明文规定经费报销之办法，报告及收集品之分配，合作之期限），考察团与后方之联络关系（经费之支拨手续，今年后经费之筹划及需用品之供给，谁行负责。工作报告交与何处。工作计划之决定及更改，由何人决定）。考察团内部之分工合作（谁为团长，指挥一切。会计及庶务之分派。关于发掘事宜，谁负全责。考察之路线及发掘地点之选定，临时报告及正式报告之分工办法）等等，皆须于离开李庄前决定。因傅、李交恶后，李先生不便管理此事，故要我自己与傅先生接洽。李先生又提到自己之经验，关于助理员及工头，顶好由自己训练出来，难用现成者，以不便指挥也。个人关于发掘技能，最好能各种皆可有能力自任，不得已可作One man team［光杆队］。8

1941年，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四川彭山调查崖墓时的合影。左起：吴金鼎、王介忱、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

李济于夏鼐可谓舐犊情深，用心良苦。

因交通受阻、人事纠葛及身体患病等原因，西北考察一时难以成行。夏鼐利用这段时间，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研读了斯坦因的考察报告《中国新疆和甘肃地理研究报告》《沙埋契丹废墟记》《亚洲腹地》《古代和阗》，以及其他中外学者的重要著作，如《西北古地研究》《辛卯伺行记》《中国佛教艺术》《新疆地下宝藏》《敦煌洞窟》《西域佛教的研究》《敦煌发现绘画目录》《敦煌画的研究》《敦煌石室真迹录》《汉简西陲木简汇编》《居延汉简考释》等，对敦煌的研究现状了然于心，对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也有了参照的摹本。

赴西北之前（2月21日下午），夏鼐“至中博院，谒见李济先生，关于西北考察团事允许帮忙，中博院可以资助若干”。9

1944年4月，西北科学考察团飞到到兰州，22日，向达、夏鼐致函傅斯年与李济，“在兰州附近调查得彩陶残片十余片，抵酒泉后拟开始作调查工作，就近赴文殊口调查佛寺及壁画，又拟赴金塔调查汉长城烽燧遗址。……”105月，他们坐汽车进入戈壁。在敦煌、洮沙、民权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并对佛爷庙墓地进行初步发掘。夏鼐在5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开工，掘1001墓，工人6名，工作一日，墓道已露。另有工人4名，留在工作站中修理房子。选定1001墓，以其为规模较大者中最近工作站者， 离站有2公里许。墓南有一砾石墓道，遂横贯墓道掘广2米、长5米之探沟，其初不见扰土之痕迹，砾石间杂沙土，质颇坚硬，有类千佛洞一带之砾石岩……此墓无墓道，故即在坟南半，掘一广2米、长4米之探沟，深达1米，皆为砾石及沙，至收工时未得端倪。11

8月至10月，考察团发掘了敦煌月牙泉墓地。10月在玉门关外发掘，获汉简三十余片。10月25日夏鼐向傅斯年、李济报告：“关于采集品之运输问题，西北公路局允免费一吨运兰，生拟返东后在兰过冬，将已运到之物开箱稍作整理并作较详之记载，然后返川。”121945年1月至2月，西北科学考察团继续在大方盘长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夏鼐等多次致信傅斯年、李济，报告敦煌附近的发掘所得、玉门关遗址的考察、采掘品的运输方式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傅斯年、李济分别电函夏鼐：“运发掘品返川之事，今又寄院长一信，请其重新考虑；兄买到之卷子，大佳大佳；兄之工作似可再在甘肃作一夏天。……”13“兄既有留甘肃之意，甚好，费用到重庆后必为筹得。标本运否当决于朱先生（朱家骅）。兄之计划以至秋季为宜，在兰存物及工作之处，袁翰青先生前面允设法。六朝花砖墓之工，可喜可喜！”14

大漠荒野，风沙漫漫。西北考古的艰险非当事人难以想象。1946年2月25日夏鼐由兰州寄信给在重庆的李济，汇报了面临的困难，并希望恩师向傅斯年代为陈词：

傅先生来示，令生再作一季，秋间再返川，经费俟傅先生三月中旬来渝时当再筹划。在现下情况之下，设备不周，交通不便，田野工作实在困难，故生不拟在外久留；但傅先生如能筹得经费，生自当遵其命令，工作至秋间返川，否则亦可以去年余款作小规模之考察工作。……前接家电，谓家父病危。闻讯之下，忧心如焚，急欲返家一视，奈交通已断。生现拟最晚当于秋间返川，一俟渝温交通恢复，即行请假返里，不欲久滞西北，以免将来一旦交通恢复，而工作在手不易脱身。家父虽年近古稀（今年七旬），而身体素健，此次获疾， 当由于去秋故乡三度沦陷时筹划全家避难事宜过于辛苦所致。翘首东望，泫然欲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