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风霁月 和而不同李济与胡适的相济与不适（第4/4页）

1962年2月24日，“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胡适去世的那一天）。李济向海外与会院士解说安阳出土器物的情景。左起：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李济、刘大中、李光宇。

李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民性充满忧患意识，但批评的目的仍是对未来抱有信心。1954年9月22日，李济在给张光直的信中写道：“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15

促进科学在中国生根，是李济一贯的思想主张和行为动力；而科学未能在中国生根也是他内心难以消除的紧张和焦虑。1962年1月，值蔡元培诞生九十五周年，李济作了《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的讲座。他说，“把中国上古史这五个字连缀在一起，就构成一大串与自然科学分不开的问题。”他向史学家提出三条参考意见：“第一，史学家应该充分地采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与研究人类有亲切关系的部门”；“第二，但是我们要小心，科学成绩的价值也是不相等的”（这里指的是伪科学以及借用科学理论发挥个人偏见的“不成熟的半调子的科学历史观”）；“第三，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161962年2月，李济在亚洲史学家第二次年会上作题为《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演讲。他主张“‘中国的思想和制度’问题这个当今在美国很时髦的研究计划，应当在一个严格人类学的基础上进行”，并且他倾向于认为，“这样独特的一类中国的人类学问题由中国学者来处理要容易些”。17在中国推进科学思想，可以说是李济学术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发生在2月24日中研院酒会上的那件事，不是李济故意抢白胡适，蓄意跟他唱对台戏，而是他以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再一次警醒世人。

李济1954年摄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过去人们将李济归于科学家、考古学家一类，此后，人们发现李济的思想也异常深刻睿智。很多年后，陈省身在一篇文章中谈道，“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位英国先生跟我说，你们中国还没有自己训练成的第一流科学家。李济之先生也说过，科学在中国没有生根，我都有同感。其实中国训练成的第二、第三流科学家有几人？日本汤川教授在做成meson（介子）的工作以前，没有离开过日本。相形之下，当知努力所在了。”18

20世纪80年代，台湾作家的一本畅销书《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走红。书中一篇题为《你这样回答吗？》的附录，以直陈弊端的深刻脍炙人口。那是柏杨夫人张香华跟一位传奇的神父司礼义19的对话录，谨节录两段：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张香华）接着问。

李济在办公室研究安阳出土文物。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级，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司神父提起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他说：“其实，以上意见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一个洋神父的话，与李约瑟、爱因斯坦的观点相似，经他们的嘴一说出，仿若金科玉律。而李济深邃的思想，即使在胡适及其朋友眼里也悲观得不合时宜。我们民族的面子观念，又一次不幸被言中了……

（本文照片由李光谟、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