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1991年8月19日（第3/3页）

8月19日下午，按照巴维尔·格拉乔夫的命令，图拉空降师的一个营转向了“白宫”保卫者一边，指挥这一行动的是列别德少将。列别德后来回忆说：“这个营向‘起义者’倒戈的消息激起了人们的激情。愉快的心情达到了不能再高的境界，所有这一切都汇集到前所未有的喊叫之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营的空降兵和为它增派的侦察连开始向目的地行进。计划就像两枚戈比一样简单，四个连分工守护大楼的四个方向。我走在领头车的前面，激动的人群在周围喊叫，这种热情甚至影响到我们正常行进。”把四个连的兵力布置好以后，列别德进入“白宫”，会见了俄罗斯安全会议负责人斯科科夫、科尔扎科夫和叶利钦。叶利钦问他：“军队怎么看待事变？”列别德回答说：“没什么看法，军队不了解事变的任何情况。”亚历山大·列别德：《为强国感到难过》，莫斯科，1995，第392页。

到8月19日中午，聚集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组织者和支持者开始有些六神无主。亚纳耶夫还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寄予一点希望，他非常急躁，原定12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被迫推迟。“我要被枪决的！”——亚纳耶夫歇斯底里地对科留奇科夫喊道。巴甫洛夫总理手里掌握着很大一部分政权，他此时也非常焦躁不安。他在中午紧急召集内阁会议，这次会议最后竟然成了苏联的最后一次政府会议。大家都对时局发展表示担忧，有20多人在会上发了言，其中只有5人表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他人提了一些稳定生产、保持苏联内部经济联系的具体措施。2001年8月17日《议会报》。会议结束以后，巴甫洛夫感觉很不好，他的高血压病突然发作，随后被送进医院治疗。按照原定计划，巴甫洛夫当天要和叶利钦见面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部很多人对这次会晤还寄予了不小希望。亚佐夫把军队调进莫斯科，但他既没有表达政治倡议的愿望，也没有这方面的可能。克留奇科夫态度坚决，而且掌握的信息最全面，但他作为克格勃主席总是尽力守在第二防线。卢基扬诺夫那天半夜告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的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过的夜，他尽力保持与亚纳耶夫和克留奇科夫的距离，把自己与他人的谈话和会晤以分钟为单位记录下来。下午5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外交部新闻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电视向全苏直播这个活动。发布会由亚纳耶夫主持，坐在他旁边的是巴克拉诺夫、普戈、基贾科夫和斯塔罗杜布采夫。我当时正在基斯洛沃茨科的休养院度假，和其他在那儿修养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一起收看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实况。在邻近的休养院里，久加诺夫也在观看发布会的实况，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不了解国内实施紧急状态的任何情况。新闻发布会给人留下非常沉重的印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没有赢得大众的信任，他们中的某些人，我们以前根本就不认识。亚纳耶夫和普戈的表现不是很自信，亚纳耶夫的手一直在颤抖，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抑制这种反应。他们回答问题也非常空洞，缺少说服力。基贾科夫谈到了改革的失败、必须向市场经济转变和改善经济管理水平。亚纳耶夫说戈尔巴乔夫正在生病，他表示坚信戈氏开创的改革方向。亚纳耶夫许诺说：“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病好以后，马上就返回莫斯科继续履行他的职责。”亚纳耶夫还说，他们准备和俄罗斯领导人合作，当天已经和叶利钦通了电话。

当天晚上，一些报纸被宣布停刊，其中包括《论据与事实》、《莫斯科新闻》、《独立报》、《共青团真理报》、《自鸣钟》和《文学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召开非常会议，时间定在8月26日，尽管完全有可能在8月21日或者22日召开这个会议。

8月19日这一天过去了。它留给我们大家的是情况不明和恐慌不安的感觉。但几乎没有人急着采取什么行动，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领导干部，大家都宁愿等待时机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