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谁家飞燕随春归（第2/2页）

回到高锁县后，更可以说是全城出迎，新任知县恨不得能够谗着脸跪在他的脚下帮他舔鞋，对此宁江也只能摇头。

在这个科举决定一切的儒家天下，他不过就是会读书，其它什么事也不用做，其地位就已经远远的超过那些累死累活的地方父母官。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也是朝堂和地方不断脱节的主因，只因为，不管在地方上的政绩有多出色，只要没能够在科场中取得好成绩，能够升上一两级就已经顶天了。

正如补缺的举人，不管在治理乡郡中如何出色，最多也就只能做到同知。

这就导致，这些地方官方一上任，就已经触及了仕途的天花板，于是干脆将他们所有的权力和精力用在敛财上。而另一方面，那些进士，一外放就是知府、太守，根本没有多少治理地方的经验就要管理一郡甚至是一州，很多时候，也就轻而易举的被底下人架空而不自知。

更有甚者，便是“三鼎甲”，作为读书人中学问最高的尖子，几乎没有经历过任何地方上的磨砺，直接就是入翰林，上朝堂，混个几年，轻而易举的就成为了对整个天下做出决策的那一批人。因为没有真正的治国经验，却又绝不能承认自己的无知，于是“正刑与德，以事上天”是他们最常说的话，“半部论语治天下”是他们深信不疑的事，“天人感应说”与其说是最有效的治国理论，不如说是最简单的推脱手段，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几百年下来，朝堂上的那些人，甚至已真正的对这些东西深信不疑。

这整个儒家天下，都已经形成了一种病态，当这种病态变成了惯性，谁也没有勇气、没有能力将它改变时，或许，真的需要所谓的圣火，又或是革命的火焰将它洗涮一遍，才能够得到新生。

就因为多了他这么一个状元郎，此时，整个宁氏一族，已经超越了高锁县的其它三家，成为了整个县城最大的家族，甚至到了他宁家的仆人犯了事，官府都不敢拿问的地步。对于这种情况，宁江也无心去管，即便是他想管也管不了，徒然的浪费时间。

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依附到他名下的土地越来越多，许多是连着土地上耕种的贫民一同“转”过来了，这些连着土地一同买卖的贫民，实际上就是“佃奴”，大周王朝的法律上，是禁止佃奴的存在的，但事实上，佃奴早就已经遍布天下，他们名为民，实为奴，即便是宁江没有任何的官阶在身，打死自家的佃奴，最多也不过就是罚一点微不足道的银两。

当然，这并不只是这个世界才拥有的现象，在另一个世界的南宋时期，即便是理论上比佃奴、佃仆多少高上一阶，与地主只有田地租用关系而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佃民，尚且“人命寖轻，富人敢于专杀”，甚至从律法上规定佃民无权控诉地主。

作为儒家理学之代表性人物的朱熹更是主张，凡有狱讼，首先应当“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虽直不佑”，此后，凡是涉及佃民和地主的案件，无不强调“主佃名分”，以“一主一佃，名分晓然”、“主仆之分”等等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依据。

然而即便如此，也仍然有许多平民，争着依附过来，把自家的土地赠送给他，为的就是减免田税。

只因为，在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中，大量的地方乡绅因为各种原因免于交税，但是朝廷定下的税赋却是逐年增多，这就使得，那些拥有土地的平民，竟比被迫将土地送给乡绅，为仆为奴的佃民、佃仆还要凄惨，一旦交不起税赋，马上就是下罪入狱，而一旦入狱之后，还能够回来的少之又少。

连人带田依附那些免交田赋的地主，为奴为仆，虽然日子也不好过，但至少不用直接面对官府。为了保证自己的田地里有足够的劳作力，至少在其它方面，他们的主子会适当的庇护他们。而在这种病态的、扭曲的潜规则下，一方面，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官府反而越来越难以收到税赋。

正如此刻，成为了状元郎的宁江，大量的土地依附而来，他名下的这些田地减免掉的税负，也必然的会转嫁到其他人身上，迫使更多的人卖田卖地卖女儿，他的田地、奴仆也就进一步膨胀。换句话说，在他成为状元郎的这一刻，虽然他什么事也没做，他的财产、奴仆就已经在成倍数的增加，而不以他自身的意志为转移。

如果鸾梅还在这里，基本上，宁江就是现在的她所要打倒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