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

首先，我们对许多人感激不尽。许多学者、博物馆研究员，协助我们在一个复杂领域摸索前行。许多档案管理员、国际法学家、学者和图书管理员，帮助我们查找并同意我们使用相关引语和图片。许多朋友给予我们鼓励、提供住处。最后，我们要感谢出版商及其代理人，他们把我们电脑中的文字，转化到纸上或数码页面。我们在序言中说过，本书的发源地是英国牛津大学。我们在那里参加了有关亚洲主题的研讨会，遇到了资深中国研究员迈克尔·沙利文和克雷格·克鲁纳斯。我们在大英图书馆重新结识了弗朗西斯·伍德，在大英博物馆，结识了中国钱币研究员汪海岚。我们特别感谢得克萨斯大学的威廉·罗杰·路易斯教授，他是美国研究大英帝国的权威。是他首先提议我们到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研习一个学期。我们感谢玛格丽特·麦克米兰院长，她使我们在牛津大学的研习计划成为可能。在纽约，我们的研究基地是哥伦比亚大学。那里有著名的艾弗里图书馆，所属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各种引人关注的外国政策研讨会，以及何晓嘉教授有关东亚艺术的讲座。纽约的其他机构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资料，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档案室、摩根图书馆和弗里克收藏博物馆等。

我们总能得到一些重要博物馆资深研究员及其助手的帮助，给予我们耐心的指导，包括：波士顿美术馆的资深研究员南希·白灵安；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丹尼斯·莱迪、何慕文及其前任、亚洲艺术研究员屈志仁，他在丝织品方面对我们答疑解惑；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名誉馆长马可·武丽生，研究员科林·麦肯齐；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劳瑞尔·肯德尔；塞勒姆市皮博迪博物馆的王伊悠及其同事卡琳娜·科里根；丹佛艺术博物馆亚洲与纺织品部的罗纳德·大冢、爱丽丝·翟比克；费城宾州大学博物馆的南希·斯坦哈特；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沈辰；波士顿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的安妮·玛丽·伊齐；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埃莉诺·帕尔斯坦；以及纽约亚洲协会的阿德里安那·普洛赛。

我们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档案管理员，他们是其专业领域的百事通。在我们致谢的名单中，有华盛顿弗利尔和赛克勒博物馆的档案部主任戴维·霍格（在其办公室，我们遇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伊恩·辛，他对本书初稿进行了复审）；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霍利·莱特，他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劳伦斯·史克曼档案资料的复印件。在洛克菲勒家族档案馆，南希·奥德金特及其同事，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在哈佛大学，引导我们攀登该校丰富艺术档案山峰的是美耿·施文克；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麦·赖特迈尔、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詹姆斯·莫斯克等人，也向我们提供了帮助。我们特别感谢下列人士：史密森尼美国艺术档案馆的乔伊·古德温，波士顿美术馆的莫林·麦尔登，费城美国慈善协会的贝阿德·米勒和查尔斯·格赖芬施泰因，德国杜伊斯堡市蒂森克虏伯集团档案馆的曼弗雷德·拉希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史泰尔东亚图书馆中文书籍编目员郑伟（他对本书的索引进行了核对），以及瑞士苏黎世里特贝格博物馆的藏品出处研究员伊肃·蒂萨·弗朗辛。

在获得本书所用照片方面，我们特别感谢下列人员的帮助：哈佛大学的伊萨贝尔·多纳迪奥，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妮古拉·伍德斯，亚洲协会的莱塞·胡克，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马特·恩普森，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的伊丽莎白·雷璐佳，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伊丽莎白·萨鲁克，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巴里·兰杜阿，宾州大学博物馆的埃里克·施尼特克，丹佛艺术博物馆的珍妮·伯克，波士顿美术馆的詹妮弗·赖利，布鲁克林艺术博物馆的安吉·帕克，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斯泰西·谢尔曼，挪威卑尔根市科德博物馆的亨里克·贝格，伊斯门摄影博物馆的芭芭拉·普欧罗·加拉索，巴黎“中国塔画廊”的杰奎琳·冯·哈默斯坦，洛克菲勒基奎特庄园的辛西娅·奥尔特曼，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乔纳森·布鲁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艾琳·特拉维尔和艾莉森·克拉克。在解答某些专业问题方面，我们特别感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共事务部主任哈罗德·霍尔泽，皮博迪博物馆的惠特尼·冯·戴克，史密森尼学会弗利尔-赛克勒博物馆公共事务部的米兰达·盖尔。

我们还要感谢本书主要人物的继承人或后人，他们不但与我们分享了信息，还允许我们引用其私人信件内容，其中包括：凯瑟琳·里德（李雪曼）、安妮·华尔纳（兰登·华尔纳的孙女）、伊丽莎白·温思罗普和威廉·帕顿（约瑟夫·艾尔索普的继承人）、何晓嘉（何惠鉴之女）、莎拉·卡希尔（高居翰）、派特·普拉特（邓曼·罗斯），以及霍利·费尔班克（费正清和威尔玛·费尔班克之女）。同样对我们提供帮助的，还有一些知名传记作家，包括约翰·鲁特（凯茨传记作者）、诺埃尔·朱弗雷达（李雪曼传记作者）。为获取中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从下列人士对话中获益匪浅：西摩和奥德丽·托平，他们经历了本书所描述的历史；耶鲁大学名誉教授迈克尔·寇易，他早年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时，曾驻扎于中国台湾。我们要感谢纽约社会图书馆馆长马克·巴特利特，那里如同一座固若金汤的诺克斯城堡，保存着过去鲜为人知的大众文学资料；我们在其浩如烟海般的书架上，使那个时代的有关书籍重见天日。我们同样得到了图书馆员工们的帮助，包括韦斯特波特、毕括特、费尔菲尔德、威尔顿和康涅狄格州的韦斯顿公共图书馆等。

我们能靠有限经费完成写作本书之旅，得益于以下许多朋友和同事的热心款待，特别是迈克尔·霍洛维茨、吉莉安·达利（伦敦），鲍勃和汉纳·凯撒（华盛顿），以及波士顿的琼·厄利克、卡罗·瑟夫和朱迪·舒特。如前所述，我们参加了在科德角召开的维尔福利特年度研讨会，从中获益匪浅。该研讨会由罗伯特·利夫顿发起并主持。研讨会期间，向我们提供咨询帮助的有：居住伦敦的伊莎贝尔·希尔顿，她是一位精明的老资格中国问题观察家；沃利和西莉亚·吉尔伯特，他们是艺术家，也是西方和亚洲艺术品收藏家。此外，我们还要感谢朗博公司的凯西·克兰和马克·佩夫斯纳，那家公司与中国有关，专门制作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