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罗敦·西哈努克（第3/9页）

法：殿下，您变得如此穷困了吗？

西：穷困？我早已身无分文了，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既没有汽车，也没有住所，一无所有。我仅存的东西是在郎诺发动政变时留在科特达祖尔的一个小小的行李。要是中国不帮助我，我连身上穿的衣服也没有着落。朗诺—施里玛达[2]集团没收了我的全部财产：地产和个人用品。他们甚至把我的狗和我妻子的首饰也都拍卖了。有人说莫妮克把首饰安全地存放在香港，这是可耻的诽谤。她从未去过香港，她的首饰都留在金边。朗诺的军官把这些首饰连同她的衣柜和我的汽车一起都卖掉了。小姐，我成了一个比无产阶级还穷的人，现在我已经是个无产者了。

法：啊！那么谁替您支付在中国生活所需的费用？

西：中国人，全部费用都由他们支付。他们不仅承担我一家和跟随我而来的100多名柬埔寨人生活所需的开支，还承担我在世界上开展外交活动所需的费用。但是他们考虑得十分周到。为了避免给人以养活我们和恩赐我们的印象，总之，为了避免给人以有损我们尊严的印象，他们把我们当做一个现任的政府，同它签订了明确的财政协议。协议规定向我们提供长期的无息贷款，偿还期是柬埔寨取得彻底解放后再过30年。假设明年红色高棉游击队进入金边，那么我们将于公元2004年偿还他们1970年5月以来为我所花费的钱。不仅如此，我们将可以用美元、瑞尔[3]，或其他任何货币支付，且不必一次全部付清，每年支付一定数目就行。如果某一年我们缺钱，那也没有关系。您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名义上的偿还，是为了不伤害我们的自尊心而采取的策略。啊，中国是个非凡的国家。谁是亚洲人，谁就不能不为她而感到骄傲。中国不输出坦克和士兵，而是输出尊严和对别人的尊重。

法：殿下，您经常同周恩来见面吗？

西：经常见面。他是我最真诚的朋友。他是个高尚文雅的人，他关心体贴别人，懂得人情世故。有人不理解我这个非共产党人怎么会成为周恩来的朋友，我回答他们说：“他可是个比我这个亲王还要亲王的人。”当我需要见他时，就打电话问他：“我可以来找您吗？”他回答说：“不劳您的驾，我来看您，马上就来。”我提出异议说：“不，您有那么多事要做，应该由我来拜访您。”他说：“不，不，您别客气。我现在就停止工作，马上到您那里去。”后来他来了，还留下来同我们一起吃饭。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时间来看我的。他日理万机，中国政府所有的繁重工作现在几乎都落在他的肩上。我的意思是说，毛泽东过着越来越隐退的生活，毛泽东承担的责任实际上已经转移到周恩来的身上，周恩来事实上已经完全继承了他的工作。因此我不知道他怎么能找到时间同西哈努克交谈的。然而他却能找到时间。有时，他甚至邀请我和莫妮克上他家去吃饭。他帮助妻子准备晚饭，让我们尝尝家常便饭，然后带我到花园去散步，天南地北地跟我聊天。是的，我们的友谊是真正的友谊。这种友谊并不是最近才产生的，而必须追溯到十年前在亚洲国家第一次会议上我认识他的时候。当时，他迎面向我走来说：“西哈努克亲王，让我们建立起友谊吧！我向你们保证，我们永远不干涉你们国家的事务。”我回答说：“我没有更高的要求。”我们互相紧握着手。他又说，他准备援助柬埔寨。我告诉他，我需要使国家工业化。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他为我盖起了六个工厂……工作做得尽善尽美。他的技术人员到柬埔寨后长期埋头苦干，最后悄声离开，既没有大肆宣传，也没有扶植叛乱分子。显然，当他请求我帮助北越人和越共游击队时，我是非常愿意这样做的，何况，这有哪一点违背我的利益呢？

法：殿下，您从来没有向周恩来谈起过您让外交官唱歌的事吗？

西：噢，没有！从来不谈我当花花公子时干的事情，就像不谈我有5个宠妃的情况一样。何况，我不相信周恩来能够理解。中国人是那么的慎重和严肃，他们从不触及某些话题，至多也不过是暗示一下，而口气是那么的郑重。总之，他们不像我们那么随便开玩笑……

法：请原谅，您谈到了5个宠妃吗？

西：是的，小姐。我有5个宠妃。我的13个子女中的11个是她们生的，现在有两个在柬埔寨，同红色高棉游击队一起在战斗。我的妻子莫妮克仅生下两个儿子：在布拉格学习的诺罗敦·西哈莫尼和在莫斯科学习的诺罗敦·诺林德拉蓬。我的祖父有60个妃子，我的曾祖父有300个妃子。与他们相比，我有5个妃子不算多。我的父亲情况不同，他除了妻子，即我的母亲外，只有一个妃子。假若我效仿他的话，我不会感到遗憾。可是在我1941年至1955年当国王期间，母亲不愿意我结婚，因为她不喜欢出现第二个王后同她竞争。她说：“你现在结婚还太年轻！”她只允许我有妃子，很快我就有了5个宠妃。实际上，在我退位后同莫妮克结婚的日子里，我感到这样做很好。现在我已经51岁，我真的只满足于一个妻子。这不仅是因为莫妮克长得聪明漂亮，有教养，能理解人（当然我希望她是忠诚的），还因为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我已经没有精力再去占有5个女人。我也不能把她们收留在北京，因为中国人马上会为这一丑闻而感到愤怒，或者他们会让我吃避孕药。我们不谈这些。美国人喜欢一些无聊的事，而真正的西哈努克并不是个迷恋于后宫的人物。他是一个在1954年禅位，而让人们自由选举他的人，是一个成功地使柬埔寨保持和平达16年的人，最后他还是一个有洞察力，并善于向那些“聋子”们提出下述忠告的人：“你们别受美国人的诱惑。跟他们走，我们连用山姆大叔的美元买下的第二个泰国也当不成，而会成为第二个越南。”

法：殿下，您一直都是这样憎恨那些美国人的吗？

西：噢！噢！早在我只有妃子，还是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时起，我就憎恨他们。我永远也忘不了1953年我与他们的初次接触。那时，我正在说服法国人离开柬埔寨，红色高棉游击队却找我的麻烦，指责我是个卖身给法国人的叛徒。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有人告诉我说，美国人不同于法国人，他们信仰自由和民主，不搞殖民主义。于是我飞往华盛顿，要求同福斯特·杜勒斯[4]会晤。我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要求他支援，而他却傲慢地回答我说：“您回家去吧！陛下，您应该感谢上帝把法国人安排在您的身边。没有他们，胡志明在两周内就能把您吞掉。再见吧！”从那天起，我就憎恨他们，憎恨他们这帮人，憎恨他们的假民主、假自由和在基督教文明的幌子下所干的帝国主义行径，憎恨他们对我发动的政变及其他类似的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