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黑云压城（第4/15页）

自然，民主制度最先建立起来的就是精英之间野蛮无情的竞争。即使像米太亚德这样杰出的人物都很快被拖入毁灭深渊。公元前489年，距离他将这座城邦从毁灭的边缘拯救出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当他带领远征军出征爱琴海上各个投向波斯的城邦，由于大腿受伤而不得不回到雅典的时候，突然名声扫地。阿克迈翁一如既往地嗅到了血腥味。一名名叫克桑提普斯（Xanthippus）的野心勃勃的青年政客迎娶了克里斯提尼的侄女，受到鼓动起诉米太亚德，控告他狂妄自大，“欺骗雅典人民”。米太亚德被抬到市民大会面前，并被宣布有罪，陪审团并没有判决将他从担架上拉起来，处死后从“绞刑手门”下拖出去丢弃到乱葬坑中，因为他们不愿意像从前对待波斯国王使节一样对待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者，于是投票决定对他处以苛刻的罚金。然而，尚未等到支付罚金的日子，坏疽就已经让这位英雄的整条腿烂掉了，并在判决几周之后夺取了他的性命。他的儿子客蒙（Cimon）费尽千辛万苦凑齐了罚金，然后继承了对菲莱德斯部落的领导权。这令他散尽了家财，不用说，也让他同阿克迈翁党人结下了世仇。

因为雅典人害怕任何“令某人能够掌控支配同胞们绝对权利”的情况，27所以他们看到伟大的米太亚德悲惨的下场都感到心满意足，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对他的竞争对手有多大的热情。在克桑提普斯提起的这次诉讼中，究竟谁充当了帮凶：是市民大会上的投票者还是阿克迈翁党人？这个答案不久就会揭晓。米太亚德死后两年，市民们聚集到阿戈拉中，当天在这里特别树立起巨大的投票围栏，官员们仔细地检查过往的人们，以确保没有人来投两次票。为每一个部落准备的十个入口都放了一堆破陶片。每一个雅典人弯腰拾起一片的时候都清楚自己的手中掌握着可怕的权利。在民主制建立之前，流放曾经是某个党派领袖通过武力威胁的方式强加给某人的残忍的毁灭性打击；而今，这种命运第一次作为权衡性的判决摆在了特权阶层人们的面前。每一个公民必须在破陶片的背面写下某个著名政治家的名字。当天结束的时候，所有这些碎片——希腊人称之为“奥斯特拉卡”——就被分类整理计算，其中得到提名最多的公民必须离开阿提卡10天。但并非像从前的流放那样被剥夺财产和公民权，也不像从前那样只能在10年之后才可以回到家乡，但是他一定要按照雅典人民做出的决定接受“陶片放逐”。

这是一件针对任何过分强大的有野心家族的致命武器，但是自从克里斯提尼首创这项发明之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被作为民主制度的保留手段没有实行。28而在米太亚德死后雅典人民投票决定使用这一手段，表明了他们不愿充当部族仇恨炮灰的决心。这个民族送走了波斯国王后，自然不愿继续被迫生活在任何贵族暴政的阴影之下。行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希帕科斯，这个臭名昭著的佩西斯特拉提达伊党人在10年前担任执政官的时候，就被怀疑与希庇亚斯和阿尔塔费尼斯勾结。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86年，这自然轮到了阿克迈翁党人中的一员。又过了两年，克桑提普斯自己也由于逐渐引人关注而遭到了驱逐的下场。在马拉松战役之后的几年内，菲莱德斯、佩西斯特拉提达伊、阿克迈翁这些家族首领都被清除掉了。如果说民主制的建立是一次和平的革命，那么陶片放逐法则被看作是一座可以砍头而不会流血的断头台。

自然，与任何革命一样，清除已有的政治掮客主力，为更多的机会主义竞争者打开了方便之门，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取代前人的位置。阿克迈翁不是唯一觉得自己被马拉松战役胜利者光辉所掩盖的人；也不是唯一渴望在取悦市民大会的人中取得一席之地的。有一个人对米太亚德赢得的荣誉感到特别苦恼，甚至因此而整夜失眠，一旦放下酒杯就无法入睡，已经准备好利用机会排除对手。地米斯托克利已经树敌不少，清楚地知道如果继续推行自己的政策将可能冒险毁掉自己。从第一次陶片放逐开始，他就成为遭到流放的热门人选，每年都有大堆的陶片投票反对他，但仍然有关键的优势。因为一切针对其他流放人选的愤怒指责——“叛徒”或者“达提斯的红人”，甚至在某片陶片背后潦草地涂抹着一个带着米底人帽子的弓箭手，都不会被看作是针对地米斯托克利的指控。和其他遭到陶片流放的人不同，他始终坚持反对波斯国王的政策。在他担任执政官期间开始在皮赖乌斯（Piraeus）兴建的庞大港口工程，至今已经历十多年，这座全希腊最大、防守最为严密的港口作为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明竖立在一旁。地米斯托克利现在已经开始公开宣传，将雅典改造成为拥有一流舰队海上强国的必要性。

这项提议对于贫穷的阶层来说或许充满吸引力——但是对刚刚在马拉松取胜的土地主的农场主来说却并非如此。地米斯托克利提出修建200艘船的建议，为这样巨大的海军配备人员将会让手持矛盾的传统陆军无人可用。重甲步兵阶层难道真的会投票削弱自己吗？无论倡议多么动人，又有谁愿意资助他这么夸张的海军计划呢？修建舰队耗资巨大，对任何一座城市来说，这都是最奢侈的象征。富人们听到地米斯托克利的建议之后，那些最可能被迫出资的人都感到不满，开始各自做精明的打算。由于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失去了大家族的首脑充当各自的代言人，上层阶级必须赶紧寻找能够捍卫自身利益的人。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阿里斯提德，这就是当年在马拉松和地米斯托克利一同率领薄弱中军的将领，到了公元前5世纪80年代中期他却变成了地米斯托克利最严厉的对手。这两个人甚至连性格都形成鲜明的对比。地米斯托克利被认为是典型的投机者、彻头彻尾的表里不一、狡猾的人；而阿里斯提德则被他的同党们描述成为正直、朴实的完美榜样。地米斯托克利会利用任何机会收受贿赂，这早已为人所共知，而他的对手则以贫穷律己和诚实著称，甚至在马拉松战役之后，当雅典步兵在绝望之中疲惫地向法勒隆进发的时候，人们信任地将打扫战场的任务交给了阿里斯提德。他的拥护者们喜欢称呼他为“公正者”，这个绰号表明他的伟大、问心无愧。29

这一表面的道德楷模成为有潜力而且重大的发现，在民主制度中可以选择这样的偶像成为真正的政治家。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绰号，阿里斯提德实际上和地米斯托克利一样善用政治诡计。不过他一方面表现出“不介入党派斗争，坚持自己路线的做法”30，另一方面则是拢络人心的高手。例如，当年地米斯托克利尚未在政治界崭露头角的时候，阿里斯提德早已将目光锁定在最高层，成为克里斯提尼的密友；甚至连他表现出来的贫穷，也不过是一种姿态——虽然不像地米斯托克利那样贪恋小惠，作为法勒隆一处大庄园的主人，他也不必过分结交雅典最富有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