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今，英国皇家海军的火力要远胜于德雷克（Drake）、纳尔逊（Nelson）、费舍尔（Fisher）甚至丘吉尔时期。相较于19世纪初的千余艘战舰，如今皇家海军的88艘为数甚微，更难与“二战”巅峰时期的8000艘相提并论。然而，哪怕是现在最小的巡逻舰，都能在逆风条件下、传统射程外轻易击溃一整支纳尔逊舰队，它要做的只是逐个对准、扣动扳机，30mm小口径火炮的火力就足以摧毁对手的木质船身。舰队的雷达可以在迷雾和黑暗中找到敌军，声纳可以探测出数百英里外的潜水艇。舰队配备的飞机可以于数百英里外发现敌军，并予以打击，无论敌军是上天入海还是安营扎寨，都难以逃脱他们的探寻。除此以外，三叉戟核潜艇上装载有热核武器，其毁灭力甚至要强过“二战”中所有武器之和，摧毁世界上的大都市也易如反掌。虽然，如今的皇家海军在规模和武力上都逊于美国海军，也不再坐享曾经的万众瞩目，但它仍是一支强大且灵活的军队，拥有战舰、飞机以及潜艇，足以执行海上、海下甚至陆地的军事任务。

然而，恰恰是德雷克、布莱克、佩皮斯、安森以及纳尔逊他们相对无力又脆弱的海军，代表了不列颠的实力，赢得了民众的爱戴，并于各种微妙以及意想不到之处改变了不列颠甚至整个世界。纳尔逊的船只是木质的，易燃，一旦撞击岩石就会分崩离析。其船员多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戴罪之身或是强征来的水手，远非如今高喊着保家卫国的志愿者。他们的视线范围限于地平线之内和海平面之上。一旦远离了陆地，他们就与岸上的指挥官断了联系。他们火炮的射程只有几百码，因唯恐与母舰丧失联系，士兵上岸后也从来不敢跑远。与当代航空母舰相比，他们的技术可能看上去相对低级原始，但推至当时，这些战船已经是最为先进的，需要全面的技术才能有效操作的庞然大物。尽管这些船只仍有缺陷，但也比其他国家的海军来得成功，开始为不列颠承担起主宰海上世界的重任。

收帆。（国家海事博物馆，PW3760）

皇家海军成功地保护不列颠诸岛未遭入侵，也为其贸易和帝国事业保驾护航。但是它对世界和大英帝国的影响远甚于此，它是世界力量中的翘楚，更是不列颠民主的缔造者和禁卫军。

矛盾的是，皇家海军这么一个权力部门怎么可能成为民主建设强有力的支撑？这大概是由于维持一支海军耗资巨糜，不像是短期的军备竞赛，它不仅需要多年的长期投入用以建造战舰，也需要大量经费维系一支职业军官和水手队伍。而这冗繁的支出只能经由人民同意才能募集——最初，富裕阶层会为此慷慨纳税，不过最终，税源还是扩大至社会所有成员。亨利八世用没收修道院得来的财富营建了自己的海军，而查理一世却在与议会的周旋中自掘了坟墓。在国王终于取得了议会的支持大兴海事后，塞缪尔·佩皮斯（SamuelPepys）于1677年在下议院宣称“我们的安全维系于此”。在王权衰落之际，议会仍在商榷海军的扩建计划，1889年《海军防务法案》（TheNavalDefenceActof1889）恰诞生于此种际遇。仅仅20年时间，人民自己就成了海军扩建的生力军，1909年，他们游街宣请建造更多的无畏战舰（Dreadnoughtbattleships），高呼口号：“8艘战舰，急不可待！”

与陆军不同，海军一般对国内的治安和稳定无所裨益，尤其是当其船员多为强制劳力，一旦上岸就为非作歹。17世纪50年代克伦威尔的将士们以武力威慑全国，议会在很长时间都对此印象深刻，并于1689年通过《兵变法》（MutinyAct），在军官中安置了法律顾问，时效却只有一年。同时，针对海军颁布的《战争条例》（TheArticlesofWar），却具有永久效力。与其他大国相比，不列颠更为仰赖海军，除却两次世界大战，它从不需要维持大量陆军。也正因为此，陆军一反其在西班牙、法国以及日后德国政治中的地位，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未成为一个要角。而海军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在海内还是海外都有繁重的任务，致使其军官很难拨冗问政。

1765年“胜利”号（Victory）设计图——100门火炮，最为先进的三层甲板船，在后来的特拉法尔加海战（BattleofTrafalgar）中是纳尔逊的旗舰——刚开始建造的时候船头、船尾均有华美的装饰。（国家海事博物馆，J1850）

在船上，海军从来不像外界传言那样专制。《赏金猎人》（TheBounty）中残暴的布莱船长（CaptainBligh）多半是小说的夸张之作，现实中少见其人。确实，船长手中握有的大权可能要比法治社会中的任何个人都大，但是船只的操作需要大量的船员配合。这就导致虽然和任何群体一样，船员间也会存在分歧与争执，但船上的生活却能自然而然地衍生出同心协力的氛围。只有当船上或岸上的管理出现问题，士兵才会哗然反叛。正如海军上将马克斯·霍顿（MaxHorton）1944年所写：“惯常情况下船员不会陷入无纪混乱，除非他们怨气冲天，而这就是合理的审查的意义所在。”1

自古以来，海洋在英国文学上就举足轻重，但成为中心，却费时良久。第一个伟大的海员形象出自乔叟之笔。乔叟以达特茅斯（Dartmouth）的约翰·霍利（JohnHawley）为原型——“但凡良知善意，他内心全无”。莎士比亚也常以海为主题，这大概是由于身处伊丽莎白时期的伟大港口伦敦，海洋才成为他逃不开的话题。《威尼斯商人》所处的环境便是海洋共和国，《暴风雨》的原型正是1609年在巴哈马群岛（Bahamas）遇险的“海洋冒险”号（SeaVenture）。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但仅以一本书就获得了不朽声名。《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Crusoe）被尊为英语世界第一部小说，百年后人们都深受影响。很多年轻人正是在此书的激励下扬帆远航，投身海洋事业的。海军医生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Smollett）将《兰登传》（RoderickRandom）以及《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HumphreyClinker）的背景设定在海军历史上相对黑暗的乔治王早期，塑造了一位业余船长的形象。“我看见他奄奄一息躺在沙发上，时不时地由仆人撑着他的头闻一下嗅盐瓶。”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FrederickMarryat）曾是托马斯·科克伦（ThomasCochrane）麾下的见习军官，之后却成为19世纪后期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主角是一位年轻见习军官，受众多是半大少年郎。马里亚特写作的时代正处于拿破仑战争酣畅时。一个世纪后，他的地位被C·S·弗里斯特（C.S.Forester）取代。弗里斯特的《霍恩布洛尔船长》（Hornblower）系列描述了一位执行独立任务的船长，在没有无线电的岁月里，这位船长有着绝对的自主权，决断之处尽显英明。在弗里斯特之后，类似的主题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OBrian），虽然他轻蔑地表示弗里斯特的作品过于幼稚，但他采用类似主题，以一位护航舰船长进行独立任务为中心，写作了一系列为他博得盛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