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由败转胜

到18世纪中叶，英国民众对其海军的期盼是战无不胜，这多出自善意的爱国情怀，而非现实。1756年，奥古斯塔斯·赫维（AugustusHervey）能够写下：“那些赞歌，曾颂扬我们在荷兰战争中英勇的将领，现在由我们传唱。”24但正是赫维的挚友约翰·拜恩（JohnByng）上校向世人证明英国海军体系的脆弱。

到1756年，人们已经意识到1748年英法和约难以维系，英法两军在印度、北美都有武装冲突发生。在北美，陆军上校乔治·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率领一支人手不足的远征军单挑法军在迪尤肯堡（FortDuquesne）的军事基地，以被迫投降的结局惨淡收场。在得知法军将加派13艘满载援军的战船时，伦敦政府授命爱德华·博斯科恩（EdwardBoscawen）上校前往拦截。法军中3艘船在迷雾中与主队走散，在纽芬兰的格兰德班克（GrandBanks）被博斯科恩上校俘获。这样的损失对法军来说虽不致命，但也够让他们恼火的了。

有情报显示，法军在土伦基地装备大支舰队，攻击目标显然就是梅诺卡。约翰·拜恩上校，帕塞罗角之战的胜利者之子，受命前往干预，终于在诸多滞后以后，于1756年4月6日从朴次茅斯起航。与此同时，加利申内尔（Galissionère）上将的军队已经登陆梅诺卡岛，包围了圣菲利普堡的英军。82岁高龄的老将威廉·布莱克尼（WilliamBlakeney）上校誓死守堡，布莱克尼曾在1745~1746年詹姆斯党人叛乱之时成功守住了斯特灵堡（StirlingCastle）。拜恩到达直布罗陀，与当地总督就兵权归属问题发生口角。到达梅诺卡后，拜恩发现法军舰队规模与自己不相上下。他占有天时——风，处于上风位置，理应有优势，但两军相向而行却擦肩而过。拜恩命船抢风逆行，留在战场，不料优势就此转为劣势。舰队中不少船列位有误，整个舰队也离敌军太远。拜恩想用“侧斜前进”（lasking）的方法让战船靠拢，但简陋的信号系统那天又不巧失灵，无法在行进中矫正阵形，混乱不可避免。拜恩曾出席审理马修斯的军事法庭，他知道战斗中阵形混乱的严重后果。因此，他撤离了。由于他还受命保护直布罗陀，因此，他只得丢下梅诺卡岛去驻防海峡。

法军胜利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法国，而拜恩的信经由海路到达英国要晚得多。走私商从海峡对岸寻来了法国的报刊，其中不乏夸饰之词，报刊上标注法军大胜，称英军上将都没好好打上一仗就撤离了战场。数十份刊物发文指责拜恩，说他被其父亲的魂魄附体，又说他的精力全在保护他那些价值连城的瓷器收藏；其他报纸也多强调大英雄狮受辱之窘态。被召回的拜恩面对的是无知群众的愤怒，以及军事法庭的冷眼。起初，他最突出的罪行应是懦弱，但很快，人们就发现他并非因懦弱才撤逃。但是，他仍然被判刑，因为他触犯了冷酷的《战争条例》第十二条：

舰中所有人，由于懦弱、过失、不满，在行动中撤退、不前，或没有参战，或未尽全力俘获、摧毁理应交战的敌舰……因此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将被处以死刑。25

虽然他并非出于懦弱撤离，但军事法庭仍以他在面敌时“未尽全力”将他治罪。拜恩被判死刑，可以想见，不管是海军部还是国王都会愿意为其开口求情。但大家忽略了伦敦暴民的力量，可能在当时那个公民权只是少数人的特权的时代，他们是这个国家中最后的民主的力量。他们怀疑统治阶级又要徇私舞弊，遂在街头巷尾写满那句臭名昭著的“救拜恩、迷惑国王”的标语。群情激愤之下，谁也不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而海军内部，还有人在煽风点火，安森公爵此时也不耐寂寞，深感自己有责任告诫执法官员“失败本身便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拜恩被带到朴次茅斯，枪决在其旗舰的后甲板上进行。为顾其尊严，他被允许摘下面巾，自己下令射击。伏尔泰笔下的赣第德（Candide）目睹了这一场景，并被告知：“在这一国家，时不时地杀一两个高官并非恶事，以儆效尤。”

1757年3月14日，拜恩上将在自己之前的旗舰后甲板上被处决。（国家海事博物馆，BHC0380）

虽然在拜恩事件中，安森行事难称君子，但是他摆出的改革方案却对海军的发展至为重要。他本就是个不顾定制的人，直到1744年，英国海军只有9名上将，红、白、蓝三大分舰队各有3名。之后海军部开始肆意封衔，到1812年时，海军上将人数已达188人。另一革新在于擢升一些不够格的或超龄的上校为准将，麾下却并无确实的舰队，这样就可以只支付他们年薪，却无须再委以职位了——这在当时是最接近退休金政策的措施了。

从中尉到上校，再到准将，可能是军旅生涯中的关键所在，在此之前多以考核成绩任命，在此之后则全仰赖靠山背景。“关系”在其中影响巨大，朝中若有亲朋，升迁并非难事。这样的风气仅凭安森一人之力定难转变，更何况安森也不一定就有意改之，不管怎样，安森引入了一种更能促使“能者居上”的晋升机制，只有在战斗中——不管是舰队混战还是两船单挑——获胜的中尉才得以晋级。与此同时，安森还重订了海军官员的官衔等级，海军上校与陆军上校平级，海军中尉则与陆军上尉平级——这一体系基本沿用至今。此外，安森还为海军鼓起了新的斗志：拜恩被处决，虽然残忍野蛮，但让“失败之罪当诛”的理念深入人心，确实起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

就在弗农因自己的格罗格兰母呢大衣被嘲笑，获外号“老格罗格”后不久，海军军官们就自行请命，要求制作统一的制服。1747年，一群军官联名向海军部请愿：“请制定海军着装，以辨明各自官级。”最后有幸被选中的是一套蓝色制服，其灵感来自传说中的贝德福德（Bedford）公爵夫人的骑行服。由此，这一风格在海军和时尚界都广受追捧，至今不衰。陆军服装的颜色在日后变化多端，一来为了展示，二来出于隐藏需要。但是历数世界海军，却难有深蓝色以外的色调。

安森改革中最大的成就当属船舶设计，他很快便弃用了1745年的建制，这本是他自己提议的，结果却并不理想。海军检测员约翰·阿林爵士（SirJosephAllin）在英国与法国大战在即之时，在船建经费分拨到位之时，还极力阻拦。所以，1755年在得知阿林身体不适后，安森忙不迭地敦其退休，随即以自己人托马斯·斯莱德（ThomasSlade）补位。斯莱德一上任，便受命着手建造74门火炮的船型。这一船型灵感来自法国战船，但并非全然照搬。到1757年时，他设计完成了“柏罗娜”号（Bellona），成为之后半个世纪中74门火炮船的样板。同时，他还在学习法国船的过程中建造了第一艘真正的护卫舰“南安普敦”号（Southampton），并于1757年下水试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