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第4/13页）

1. 犹太人要在24—48小时内在指定地点报到，然后被移送到集中营。

2. 抵制这些措施的犹太人将被处决，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

3. 给犹太人提供援助和支持的德国人将得到同样的下场。

4. 假如协约国报复，应立即采取把犹太人饿死的措施。协约国一旦发动实际的入侵，就立刻对犹太人进行屠杀还以颜色。

5. 只要受到内部和外部敌人威胁，对犹太人的收容就要一直持续下去。如果犹太人在收容中活了下来，并且内部和外部的敌人都被消灭，存留下来的犹太人将被全部驱逐出德国，前往巴勒斯坦，同时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任何返回德国的犹太人将被判以死刑。

这个年轻人“可敬的意图”被认为是病态狂热者的咆哮，立刻被行政当局拒绝，但是他提出的极端建议可能被比行政当局愿意承认的更多的人所接受。首先，在1918年战败之后，病态的犹太恐惧症在军队有牢固的根基。到那时，犹太恐惧症已经在军官团和军队行政部门的各层级蔓延开来。帝国军队的瓦解并没有消除反犹太人的偏见，因为这些偏见很快就转移植入了正在激增的、在1919年至1923年整个德国迅速生长的准军事组织。事实上，就是自由军团和许多相关的退役军人协会、种族主义联盟以及防御性的协会，成了核心的犹太恐惧症的培育基地，我们可以把它们和纳粹运动联系在一起。

自由军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18年冬季革命的骚乱。那时，帝国统治的崩溃导致了革命左派和社会民主力量之间更残酷的权力斗争，前者试图对德国社会进行革命化，建立共产主义的体制；后者试图安排向社会民主的和平过渡。无论哪派都没有足够的力量，也没有得到德国人民的支持。正如先前所见，社会民主党借助军队和关联的自由军团组织粉碎了革命的左派。1918年冬季，帝国的军队因为战败、士气的丧失、停战的条款所要求的快速遣散，以及《凡尔赛条约》对这一遣散的再次确认，很快自我瓦解。《凡尔赛条约》要求德国军队的规模缩减到10万人。多数旧帝国的军官和服役军人认为自己体现了德国的全部精神。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拒绝放下武器，继续发挥着志愿兵的作用，积极地跟随着他们的指挥官参加各种政治冒险，要么反对他们国内的左翼敌人，要么在东部抵抗波兰人或者立陶宛人。他们失去了战争，也失去了他们的军官领袖——皇帝，因此这些军官主义者认为他们面对着一个社会主义统治下沉闷的前景，他们知道这个制度对旧的军事体制充满敌意。估计在1919年有大约27万名军官，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旧式贵族。他们享有免于文人统治的实际豁免权，并发挥着令普通德国人嫉妒的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力。战败的震动、军事和社会特权的丧失、社会主义体制下沉闷的“没有英雄气息”的生活前景，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此他们变成狂怒的反革命分子，拼命地寻找新的帝国战旗，以及能够为自己的困境加以谴责的敌人。

正如罗伯特· 维特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准军事的力量是纳粹主义的先锋，他们制造了后来可以用来定义希特勒的政治青年即冲锋队队员的犹太恐惧症心态。这些组织的青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最终找到了进入纳粹运动的路径——强烈地相信领袖的原则，厌恶民主，仇视中产阶级“庸俗的”价值观，把犹太人看作他们种族主义的敌人，要求“无犹区”，重新将德国军事化。阿道夫· 希特勒利用这些人作为击槌攻击民主的魏玛共和国。一些大屠杀著名的杀戮者——马丁· 鲍曼、鲁道夫· 霍斯、埃里希· 冯· 戴姆· 巴赫· 扎勒维斯基、埃里希· 科赫、库尔特· 达鲁伊格、汉斯· 弗兰克、莱因哈德· 海德里希都出自这些人当中。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具有喜欢掠夺的强盗心态。战争已经存在于他们的血液之中，他们后来将从他们暴力的经历当中创造一个完整的新浪漫主义神话。正如他们当中的一位后来记录了他的自由军团在东部的冒险：

我们向着天空咆哮高歌，在他们背后扔手榴弹。……我们看见了鲜血。我们生活的土地被毁灭，发出呻吟。一度平静的村落在我们路经之后，被火焰熏黑，化为灰烬，燃着余火。我们点燃了葬礼的柴堆，远不是在那里焚烧枯枝烂叶——在那里，烧毁了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渴求；烧毁了市民的牌位，以及文明世界的法律和价值观；烧毁了一切……这样，我们趾高气扬，醉醺醺地满载掠夺品归来。

这种恶毒的心态与来自被围困的保守主义右翼的相关的社会和政治团体的仇恨态度相互滋润。这些右翼包括公务员、军官、学者、企业家。在紧随德国战败的最初震动之后，极端右翼对它的政治对手发起了歇斯底里的战役，犹太恐惧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场战役最初的动因来自海因里希·克拉斯和他的泛日耳曼联盟，它得到了著名的军事领导人和越来越极端化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克拉斯和他的反动追随者视新的民主是来自犹太人的毒药。他们主张犹太人与其说是自由选择出来的，不如说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投毒者。这意味着他们在生物学意义上是邪恶的，因此用他的话来说要被毒打致死。克拉斯这位枢密院顾问代表着一个数量稀少、政治上危险的封建精英团体，它正受到被社会民主广泛力量替代的危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克拉斯就在其狂暴的反犹太人的著作《假如我是皇帝》（1912）一书中拉响了反犹太人的警报。在书中，他谴责已经推进社会民主党成为多数派的选举，认为它是犹太人策划的一场民主欺诈。克拉斯的圈子要承担主要责任的战败，却为他提供了额外的自用弹药库，借此他可以继续把所有德国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他的泛日耳曼联盟与军方携手，在破坏1914年“国内和平阵营”中发挥了作用，发动了一场经济上得到很好支持、政治上组织良好的战役。这场战役的目的是诽谤不同的阶层和种族的敌人——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以及犹太人。

就在民主派的领导人正企图在魏玛奠定新共和国基础的时候，克拉斯的泛日耳曼联盟建立了德国保卫和抵抗联盟。这是一个反民主的和犹太恐惧症的武装行动团体，它的目的是为日耳曼民族的再生而战，清除“犹太人有害的、毁灭性的影响”。这个种族主义组织在组织技能和宣传方面预演了纳粹运动。在整个德国，它在草根的水平上把自己变成大区和分部，并发动了宣传的闪击战。根据阿尔弗雷德· 罗斯的观点，1920年就发行了764.2万份宣传品。另外，这个联盟有自己的报纸《德国种族报》，并拥有自己的“科学的”种族杂志《政治和人类学月刊》。这两份出版物上都印有万字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