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纳粹的种族国家(第2/11页)

但是,不仅仅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追随者拒绝20世纪两个竞争的政治运动。保守主义的政治和知识共同体都分享了纳粹同样的反民主的信念,它以同样尖锐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腔调表达了出来。唯一的区别是保守主义者都是传统的精英分子,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使他们怀疑纳粹党内部左翼所宣扬的平等化信条。但是,在大部分议题上,纳粹分子和保守主义者发现了更多的共同基础。他们都联合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呼吁血统和土地、强大的集权主义领导的需要、母亲和家庭、德国的伟大性、纪律的美德、勤奋工作、为国捐躯。事实上,纳粹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先行的保守主义的反革命,它已经拒绝了民主,把它作为无效的统治形态和低劣的生活方式。

在兴登堡一代及其年轻的军营随从眼里——如海因里希· 布吕宁、库尔特· 冯· 施莱歇将军、弗朗茨· 冯· 巴本、埃德加· 冯· 荣格——西方民主代表着完全无效的统治工具,因为它鼓励导致瘫痪的政治分裂,阻止了国家利益目标的实施。这些人相信国家的卫士不应该使自己服从自私的利益集团和党派变化无常、相互冲突的诉求和反诉求。他们应该是偏爱君主体制的、集权主义国家授权的超越党派之上的国家公务员,他们的决策是建立在专门知识基础上,而非党派的关系或经济的自我利益。保守主义的精英信任集权主义的公务员国家,他们在其中作出自己决定的这个国家,是由具有奉献精神、受过良好教育、无党派的公务员维系的,这些公务员将国家利益置于任何党派的利益之上。根据他们的观点,议会的角色应该被限制在立法规则的诠释上,同时执行的功能应该控制在集权主义的政府及其管理分支手中,即公务员和军队手中。

保守主义者不仅动摇了魏玛的民主体制,也在德国选民的背后阴谋去委任希特勒为总理,希望把纳粹主义的大众动力用作巩固自己反民主的反革命行为的工具。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希特勒拒绝成为顺从的卒子;相反,他很快采取了几个大胆的行为挫败了其对手的政治策略。尽管保守主义精英自己的革命已经偏离了方向,但是他们很快被希特勒抛给他们的政治或军事地位所腐蚀。只要希特勒将他激进的褐衫队悬置起来(在对罗姆的清洗之后他确实这样做了),并且重新将国家武装起来,恢复经济的繁荣,粉碎共产主义这一对立面,创造出德国伟大的形象——即使是一个电影里的幻象——只要希特勒能够做这些事,保守主义者就能够糊弄自己相信纳粹革命也是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只有当希特勒的战争失败时,只有当希特勒暴政的全部冲击力开始直接撞击保守主义精英的生活和工作时,他们才开始叛变,但那时已经太晚了。除了少数早期的背叛者和没有效果的抗议,保守主义的精英保持了对纳粹的忠诚,尤其是保持了对集权主义价值体系的忠诚。这个体系制造了一种产生于对更高权威的服从、技术理性和尚武美德的迷恋癖好。

无疑,传统的精英有时被纳粹所使用的伪民主口号所困扰。那时,纳粹会宣称他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共同体,在其中,以往的分歧已经消解,领导权被富有大众魅力的、代表民族主权意志的元首牢牢掌控。这些花言巧语可能被轻易地漠视,尤其是从纳粹自己毫无羞耻地、坦率地鼓吹他们精英主义的信念开始。当然,他们的精英主义采取了稍微不同的形式,因为至少从外观上看,它宣称是建立在种族而非阶级基础上的。种族优越性的信条恭维了许多德国人,并且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尤其对那些迷恋民族主义信仰的人来说,正如许多具有保守主义思想的德国人几代都是如此。种族的信条也成为了社会整合的工具,作为一个政治策略,依靠它,真正的社会问题在被用来支撑集体自大的空洞口号的掩盖下可能变得含糊起来。国家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模糊现实的方法体系,因为它创造了共享的敌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吉卜赛人、耶和华见证会教徒),依靠采用综合的策略(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战时国家主义、人为的十字军东征、战争)掩盖社会问题。但是,毫不含糊的东西是残酷的现实,它由一个反社会的领导层和一个恐怖的警察系统构成,它们威胁着每个反对这些官方欺骗和妄想的人。

在追踪导致大屠杀轨迹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纳粹体系中最明显的妄想也是其最具革命性的成分——种族。纳粹领导层以各种方式追求种族政治,远远超出修辞的策略或者整合社会的策略。种族主义是一个形而上的信仰体系,它拒绝所有人本质上的平等,相反,它相信种族集团之间的不平等是生活的本质。种族主义者除了他们相信雅利安人在种族上,因而也在文化上优越于犹太人、黑人或者亚洲人之外,没有为这种信仰提供任何科学的证据。强烈的、自说自话的种族优越论的信念,普遍地替代了理性的科学证据。由于没有能依靠理性的观点说服人,纳粹的种族狂人退却到这样一个可能作出正确结论的前提当中:雅利安人是优越的,因为他们拥有优越的力量。总之,纳粹的种族主义分子用种族优越论的信念和力量的规则来衡量优越性,他们相信自己是优越的,并企图用优越的力量恐吓他们的对手臣服来证明这一点。

但是,假定这样残暴的态度显示了他们真正代表的邪恶无疑是错误的。相反,种族主义的信仰被教诲为一种高贵的理想,它要求理想主义的、富有奉献精神的、诚实的人们的支持。纳粹政权企图灌输,尤其向年轻人灌输同质的种族共同体的理想,这个共同体清除了所有异己的因素,成功地制造了一个新的超人种族,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这个国家的军事才可能得到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才可能雪耻,千年帝国才能出现。在教诲这些不定型的、宏大的、一直以理想主义的最高调定音的思想中,纳粹政权发现了许多充满激情的信仰者。它可以如此作为,因为许多德国人生活在十多年的危机中,能够看到经济艰难和痛苦的岁月,视纳粹主义为再生和希望的运动。它可以如此作为,因为它的花言巧语对于年轻人、对于他们自我牺牲的感觉、对于发现生活意义的渴望特别具有魅力。那时,几乎没有德国人发现,体现这些渴望的希特勒实际上正在把德国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导入残暴和好战的终点,他利用了变态的军国主义,将狭隘的民族主义嫁接到生物种族的维度来将其复活,将残暴和非理性浪漫化,将集权主义带到它最高的归宿——盲目地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