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继续抗战（1939年3月～1939年10月） 首战长沙（第4/4页）

白崇禧一时不知怎么反驳，只说放弃长沙是蒋介石点头的。

陈诚有点矛盾，蒋介石叫他和白崇禧过来，本是想说服薛岳退出长沙。可实际上呢，从内心深处来说，他又觉得在长沙可以一战，尤其看到薛岳固执己见后，更不忍泼冷水。

陈诚自言自语道：“汨罗不战，退长沙；长沙不战，退衡阳；衡阳不战，退桂林……如长此退却，广土亦有尽时，究在何地可以一战？我为二公计，不如且就当前敌我情势，研究我军有无一战之可能。”

薛岳说：“士气未挫，可以一战，除极少数部队失去联络外，余均英勇任战。”

白崇禧见事已至此，就没再坚持。从此，白、薛二人更是相互冷眼。陈诚安慰了一下白崇禧，对薛岳说：“你可筹划反攻。其余事，由我去对委员长说。”

经斟酌，蒋介石还是批准了薛岳的计划。

蒋介石对陈诚说：“你必须把我的话传达清楚，我从没讲过大军全部南撤，我叫薛岳撤出长沙，是叫他向两翼转进，随时保持对敌寇的侧击势态。”

就在这时候，关麟征的电报到了，蒋觉得关说的也不错。最后的结果是，蒋从了薛，薛从了关。

对不憷自己的人，薛岳倒也另眼看待，随后把自己的嫡系欧震第4军交由关麟征指挥。彭位仁第73军、李觉第70军也划到关部。就这样，关麟征指挥6个军在长沙以北捞刀河摆出跟日军决战的姿态。

此时战局如下。

在福临铺（长沙县东北），径直南犯的日军第6师团遭第52军覃异之第195师侧击，伤亡数百人。9月30日，强渡捞刀河时，又遭到陈沛第60师和覃异之第195师的前后夹击。向东迂回转进的第13师团奈良支队，在跟第33师团碰面于平江以东地区后，陷入夏楚中第79军和杨森第27集团军的合围。而沿粤汉铁路向长沙突进的第3师团上村支队，遭彭位仁第73军连续不断的侧击。

还没等决战，日军势头就有渐颓之势了。

10月1日，冈村宁次命令各部日军迅速反转北撤。薛岳立即命令战区与敌接触的各部队全部跟进。

只说欧震第4军的一个炮兵营在营长沈德全带领下，在一个雷鸣电闪、大雨如注的黄昏，全营士兵“落汤鸡”似的到达汨罗江以东的长乐街。

入夜后，在半明半暗的马灯下，沈营长召开作战会议。

转天拂晓，全营人马抵达汉粤铁路旁的桃林地带。当晚，部队野营，对火炮进行最后的检查，擦炮膛，校正仪表，上润滑油，擦拭炮弹，查看引信包。

后方的人们正在温馨甜蜜的睡梦中，又有谁曾想到在百里、千里之外，有人在战斗，在厮杀，在流血……

这个营担负的任务是给第一线的主攻团提供炮火支援。

天明后，战斗开始，主攻团在攻击中受挫，该营两个连的炮兵立即从待命攻击线跑步投入战斗。全营18门迫击炮进行群射（炮弹落点呈梅花形）和纵深射（呈直线形），一时间敌人的火力被压制。

步炮配合，说的是当步兵发起冲锋时，炮兵必须延伸射程。

炮兵延伸射程也就是步兵发起冲锋的信号。第4军的战士提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向日军阵地发起进攻……

第一次长沙会战，在第9战区各部的追击军号声中戛然而止。

日军一路退回新墙河北岸的岳阳，这是抗战开始后，他们第一次没有占领城市而撤回会战前屯驻的地界。

日本人说，他们此战的目的在于打垮第9战区的野战主力。从结果上看，冈村没有达到目的。冈村在回忆录中的解释是：“（这次会战）谈不上中国军队获胜，因为当时没有攻占长沙的想法。”冈村大致没撒谎，但问题是，他也没能围歼任何一支中国部队。从这个角度说，日军更是难言胜利。

会战期间，为预防日军进攻湘西，蒋介石叫陈诚组建第6战区，屏护重庆。

现在，一切无恙，蒋介石还是很高兴的。他再次飞到衡山，召开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

在会上，薛岳这个司令长官正式去掉了“代理”二字，实际上在日军撤退的当日，1939年10月2日，任命就下来了。战区参谋长，也由吴逸志接替施北衡。关麟征亦受嘉奖，正式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

两个月前，胡宗南刚以黄埔学生第一人身份出任集团军总司令，关则成为第二人。这一年，关麟征只有34岁。

此战后，关麟征率部到广西休整，后进驻昆明，开始了长期的驻滇生涯，一直到抗战胜利，此后五年中的大战，就再也没机会参加了。在云南，“土木系”第54军归关指挥，在何应钦调出军长黄维后，关有意叫老下级张耀明继任军长，但遭该军军官反对。后陈诚飞赴昆明，向来不睦的关、陈为此大吵。再后来，关接替蒋介石，成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二任校长。1949年“国民政府”撤向台湾，关归隐香港而不愿去台，跟陈诚主政那里有直接原因吧。

前面说了，冈村宁次不承认第一次长沙会战失败。

冈村说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占领长沙，这执行的是南京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命令。那他自己的想法呢？在他看来，对中国军队控制的重要城市，如仅仅是攻而不取，不加以长期确保，那么即使日军作战胜利了，在战略上也是中国军队占便宜，因为宣传机构会借机鼓舞士气。

他提到一点，蒋介石为保存实力，并不进行大规模反攻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如果拿不出解决“中国事变”的办法，最后只能是掉到陷阱里。他对总军“以占领区治安肃正为第一要务”这件事提出质疑。后来，在回忆中他提到，当时如想尽快迫降重庆，除“穷追猛打”外别无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