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黄金错刀白玉装 第三节（第2/4页）

但薛奕却也没有胆子公然违抗枢府的命令，接到使者的命令后，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部下，乘着东南风起，返回广州。那些在发了一笔财后得以回国的部下倒是欢声雷动兴高采烈，却是苦了薛奕。要求将这些兵力调回，他必须上表请求枢府准许，即便是得到枢府的命令，待广州的战船南下，最快也已经是十月份的事情了。

经过裁汰、整编、调防绍圣元年时，奉行精兵理念的虎翼二军一共只有五千水军，讨伐三佛齐时，薛奕并未倾巢出动，但也带了大部分的主力，但如今，他能动用的兵力，只有二千一百水军，二百多艘大小战船。薛奕此刻不由得不生出后悔——他原本是可以将虎翼二军扩充至一万人的。

而更倒霉的是，权凌牙门都督谢本中，上任不满一年，居然染病不治，几天前一命呜呼。等到薛奕的表章到了汴京，再由朝廷讨论任命新都督，若十月份新都督能到，薛奕都要谢天谢地。而按朝廷最新的敕令，都督出缺，则由监察御史暂摄其职——如今这一任的监察御史，唤作陈克庄，虽然大抵来说，监察御史被打到凌牙门来，那自是算不上什么好差遣，但这位陈察院却依然是出了名的不知变通、心胸狭小。他原就与蔡确、狄谘、薛奕们不太对付，而讨伐三佛齐时，为了机密行事，又没有事先告知他，结果可想而知，他愤而上章弹劾薛奕等人未果，对薛奕们也更加怀恨。原本薛奕也并不在乎他，但不料如今他却大权在握——陈克庄暂摄都督之时当日便特意来拜会薛奕，当面告诉他，若注辇国果然东犯，亦是由他薛奕“启衅”所致，他陈某的职责中，只要守卫凌牙门不受侵犯便可，其余一切免谈。他还再三警告薛奕，凌牙门乃南海重地，不容有失，薛奕的虎翼军若再次“妄动”，导致凌牙门有失，他薛奕就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即便是注辇国果然兴师东犯，薛奕也不相信他们一年半载便能攻得下凌牙门——除了薛奕的经营，前都督曾布也不是没做过好事的，他在任上时曾经下令，凡在山上营建庄园的富室，必须在庄园四周建造城墙、敌楼。此令一直延续至今；而曾布也曾经率人掘井取水，修筑蓄水池……果然真有强敌进犯，海滨之民可以退居山上，与敌人周旋。任何人想要攻下凌牙门，都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是，仅仅守住凌牙门又有何用？

三佛齐若敢作乱，则当趁机一鼓荡平之；注辇国若敢东犯送死，更应当乘此良机，不叫他片板西还……在薛奕看来，这是良机难得之事。

薛奕早先接到石越的书信，李敦敏、狄谘、唐康，也分别寄来书信给他，这些信件寄出的时间最远相差数月，说的事情却大抵相近。虽然行盐债顺利，而宋辽关系亦已缓和，但朝廷几年之内的重心未变，大宋本土之内，将奉行全面收缩之策略，对外不仅要维持与大辽的和平，更将积极与西迁之西夏修好，即使对西南夷，亦将以招抚为主、分化打击为辅。众人的信件中，警告劝解之意甚浓，薛奕亦自知，虽然他迅速攻灭三佛齐，又向朝廷进献了大量的俘获，一则鼓舞了士气民心，二则于朝廷不无小补，三则侧面支持了封建南海之策，朝廷这才在面子上未追究他的责任，反而不得不做出姿态来，大加表彰。薛奕虽然未能因此再进爵，但官职日高，家中荫赏亦算极厚。但是，两府实际的想法，尤其是司马光的想法，却并非如朝廷对天下宣称的那样，反倒是忧心忡忡。司马光担心薛奕的成功，会给边将们一个错误的信息，使他们乐于生事，从此国无宁日；更担心的是，薛奕在南海挟胜而骄，让南海变成另一个西南夷。

而石越在此事上，与司马光的态度却全不相同。石越同样也不愿意与注辇国发生冲突，但是，相比而言，石越比司马光对南海的历史更加了解，他知道六十年前，注辇国就曾经大举兴师东犯，击溃三佛齐水军，生擒三佛齐国王和他的战象，攻破三佛齐之大城，使此南海强国，从此彻底沦为注辇国之附庸，此后六十年间，三佛齐王之册立，必须得到注辇国之允许。若说宋朝势力侵入南海，是还可忍，但如今宋军攻破三佛齐，擒其国王，分其国土，另立新君，若是如此这般，注辇国还无动静，那其在细兰海建立的海上霸权，一夜之间，便将崩溃。因此，石越已经数次告诫薛奕，要他对注辇国绝不可掉以轻心、轻敌误国。

朝中石越与司马光出现如此大的分歧，司马光力主要加强对海船水军与海外官员的约束，而石越则几乎是暗中纵容他们发动战争……而海外事物，一向又是石越所主导，此番司马光插手过问，这自是石越难以接受的。但是，从往来书信中，薛奕却知道朝中局势亦十分微妙，自发行盐债以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极为顺利，但是各种弊端，也渐渐显露出来，最常见的事情就是强行抑配，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强迫当地的富户与与中产之家购买，这中间最倒霉的就是中上之家——许多家庭，往往是被迫买了数百贯盐债后，便濒临破产，不得不低价将盐债抵押或者卖掉，而朝廷则处境尴尬，经常是在刚刚表彰过一个地方官员后，才觉他的属地出现了抑配之事。北方的地主富户对此尤其怨声载道，旧党的不满、台谏的恼怒，日渐月累，越来越大……朝廷虽屡颁诏令禁止，但又如何禁止得了？想要严厉处罚，但地方官员却也同样觉得朝廷不近情理，反弹强烈，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此事反倒是王安石在南方干得有声有色，但王安石的成功，却只能更激起旧党的疑虑。

可以说，自盐债以下，石越的种种理财之策，全都靠着司马光、范纯仁的个人威信与良好的人脉支撑着，朝中才没有形成再一次党争。但司马光的牺牲亦极大，不断有旧党名臣自请出外，不断有故交好友与他断交，而旧党间的裂痕，亦越来越大——旧党中对司马光、范纯仁不满的君子们，以河北人为主，大批大批的聚集到御史中丞刘挚的周围，俨然自成一党，若非司马光威望犹存，旧党几乎立刻就要分裂。在如此大的压力下，若非石越的政策确有效果，双方的合作早已破裂。

因此，为了维持国内的稳定，为了安抚司马光，石越亦不得不作出妥协。

曾布的奏折、两府的约束，不过是这种妥协手段的一部分而已。石越必须让司马光相信他是诚心诚意带领宋朝走出困境，而一场万里之外的战争，却无助于让司马光这么想。而若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则更可能令司马光平生疑虑，怀疑他与新党究竟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