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七（第2/3页）

此间终年亢旱，今岁畿甸麦收业已失望。但盼二三月得大雨雪，秋禾当可播种，犹足维系人心。否则千里嗷嗷，何堪设想！

复郭筠仙中丞 同治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正月中旬接意城亲家信，告依永之变，比以一函奉寄。旋接腊月十八惠书，并抄诗一本、赋一首、事略三纸、画一纸，读之怆恻，不可为怀。比即为墓志铭，脱稿后尘陋不堪复视即思改为之。迄今已将一月，心如废井，竟不克更为当意者，遂将此稿抄呈台览，乞加芟正上石。以依永之仁慧，又念亲家之伤怀，悯弱女之早寡，百绪凄悒，而拙文乃不能道达千一。甚矣，鄙人之衰也。其诗序，俟阁下编成卷帙后续行属草，或者心清意暇，当稍胜于此，以慰盛怀耶。依永之诗每有打破后壁之语，了知身世之无足控抟，自非少年人所宜，然亦谓遽止于此。

国藩北来以后亦无佳况。内人目疾已笃，无可挽回。兼自八月至今，诸病丛生。儿子纪泽夫妇亦常抱病，医药相寻。鄙人目光益蒙，不复能观书作宇。回思生平，术业百无一成。加以直隶上年终岁亢旱，今年麦收又已失望，千里嗷嗷，莫为之所。自愧有点斯位，久处穹官。只播其恶于众耳。

承示将汇刻宋以后儒先遗书，而令仆参究要略，是真问日于盲而不计扣槃扪烛者之穷于对。窃以纂叙先儒之事实，则全氏《宋元学案》、黄氏《明儒学案》及次青《先正事略》等书搜采粗备。若必尽求诸儒著述而仿张清恪之例汇刻巨编，则无论访购不可遍求，即使全数得之，不择而刻之，卷帙固不胜其繁，芟节而刻之，则孝先之芟节已为有识所诟病。且所贵儒先之书，谓能示人以为学之轨途。若者正路，若者歧趋，悬之不移之鹄，而辨其豪厘之差。若无一定准则。既似散钱委地，为知德者所不责。若有不易宗旨，则进退百家，亦非数十年不能卒业。惟取所尤好者酌加评隲，而先刻一二种，其余则俟日力果长而次第及之，是或一道也。

至谓贺、唐、胡、朱诸君皆善人而无后，则天人感应之故，古今久无定论。仆则谓君子畏天安命莫笃于张子《西铭》，所谓恭如申生，顺如伯奇。因来示及此，已于依永铭中泛论之矣。

省志局事，比尚揽其全纲否？霞仙于“三礼”欲有撰述，不知曾否创稿。远道钦企，怅悒无涯。

复刘霞仙中丞 同治九年正月末

十二月初接八月二十六日惠书及《绎礼堂记》，敬悉兴居康胜，勤学不倦，所居疑在蓬岛之间，置身若在周秦以前。非泊然寡营，观物深窈，玩希声而友前哲，殆未足语于此。研究“三礼”，洞澈先王经世宰物之本，达于义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觉后世之昏昏。甚盛甚盛，钦企何穷！

国藩于《礼经》亦尝粗涉，其藩官事繁冗，莫竟其业。所以沮滞而不达者，约有数端：盖礼莫重于祭，祭莫大于郊庙，而郊祀裸献之节，宗庙时享之仪，久失其传。虽经后儒殷勤修补，而疏漏不完，较之《特牲》、《少牢馈食》两篇详略迥殊，无由窥见天子诸侯大祭致严之典。军礼既居五礼之一，吾意必有专篇细目如戚元敬所纪各号令者，使伍两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进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独无军礼，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辑，乃仅以兵制、田猎、车战、舟师、马政等类当之，使先王行军之礼无绪可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古礼残阙若此，则其他虽可详考，又奚足以经纶万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礼乐并重，而国子之教，乐乃专精。乐之至者，能使凤仪兽舞，后圣千载闻之忘味，欲窥圣神制作，岂能置声乐于不讲？国藩于律吕乐舞茫无所解，而历算之学有关于制器、审音者亦终身未及问津，老钝无闻，用为深耻。夫不明古乐，终不能研究古礼，国藩之私憾也。郊庙祭仪及军礼等残阙无征，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沮而不达者也。

所贵乎贤豪者，非直博稽成宪而已，亦将因其所值之时、所居之俗而创立规制，化裁通变，使不失乎三代制礼之意，来书所谓苟协于中，何必古人是也。然时俗亦有未易变者。古时祭祀必有主妇聘飨，亦及夫人，诚以在宫雍雍，斯在庙肃肃。妃匹有笃恭之德，乃足以奉神灵而理万化，所谓有《关雎》《麟趾》之精意，而后可行《周官》之法度也。自阳侯杀缪侯，而大飨废夫人之礼。后世若以主妇承祭，则惊世骇俗，讥为异域。然全行变革，则又与《采蘩》《采蘋》诸诗之精义相悖。古之宫室与后世异，议礼之家必欲强后代之仪节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载品官冠礼几与《仪礼》悉合，不知曰东房西牖，曰房内户东，曰坫，明世已无此宫室也。然稍师《仪礼》之法，则堂庭浅狭，必有龃龉而难行者。诚得好学深思之士，不泥古制，亦不轻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简，将必犁然有当于人心。

国藩于婚、丧、祭三礼，亦颇思损益《涑水书仪》、《紫阳家礼》撰订一编，以为宗族乡党行习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礼俗之中，卒未能从容为之，斯亦自沮而不达之一端也。阁下山居静笃，将为《礼经发微》及《或问》等书，何不先取此三礼撰著鸿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义等杀之精，倘亦淑世者所有事乎？

来书又以文章欲追欧阳公辈而与之并，而志愿有大于此者将决然而弃去。抑两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国藩窃维道与文之轻重，纷纷无有定说久矣。朱子《读唐志》谓欧阳公但知政事与礼乐不可不合而为一，而不知道德与文章尤不可分而为二，其讥韩、欧裂道与文以为两物，措辞甚峻。而欧阳公《送徐无党序》亦以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分为三途：其云修之身者，即叔孙豹所谓“立德”也；施之事、见之言者，即豹之所谓“立功”、“立言”也。欧公之意盖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与言为不足贵，且谓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者皆为可悲，与朱子讥韩公先文后道，讥永嘉之学偏重事功，盖未尝不先后相符。朱子作《读唐志》时岂忘欧公《送徐无党》之说？奚病之若是哉？

国藩之愚，以为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为无命，虽大圣毕生皇皇，而无济于世。文章之成否，学问居其三，天质居其七，秉质之清浊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亿计，成者百一，传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将丧未丧归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谓道之行废由命。孟子亦以圣人之于天道，归之于命。然则文之兴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间。命也者，彼苍尸之，吾之所无如何者也。学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与文俱至，吾辈欲法孔孟，固将取其道与文而并学之。其或体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则各视乎性之所近。苟秉质诚不足与言文则已，阁下既自度可跻古人，又何为舍此而他求哉？若谓专务道德，文将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为笃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