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第4/12页）

近日军情片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近日军情。金陵首逆并未出城猛扑，仅于水西、旱西两门放出老幼妇女万余人，为节省米粮之计。曾国荃悉心布置，总以使贼不能冲出为要。鲍超东坝之师，久无战事，臣檄令分营进取句容、丹阳一带。如克复句容，即以全军驻之，专防金陵城破后截剿冒死外窜之贼，不令贻患他省。广德州踞匪亦以粮尽弃城，于十五日遁归湖州。目下湖州群匪麇集，皆思上犯江西以觅生路，所幸左宗棠分派各军扼防淳安、遂安、华埠等处甚为周密，臣亦严饬徽、宁各防联络要击。其业经内窜江西者，初九日席宝田驰剿金溪获胜，十一日收复县城，贼乃由泸溪潜向建昌。十二三四等日，该郡水陆防军，在万年桥等处三战三捷。十六日杨锦斌于郡南小挫一次，韩进春于郡东获胜一次。十八日，贼扑附城各营，席宝田会同韩进春、刘胜祥等军并力迎剿，大败之。有此一捷，当可保全腹地完善之区。

沈葆桢又添调继果营一军回顾抚、建，或可驱除出境。惟据席宝田禀抚、建股匪人数实有八九万众，未可轻视。应请旨饬下闽、粤两湖一体严防，免致变成流寇，又烦兵力。前奉寄谕，饬臣即派杨岳斌战船数百号驶赴鄱阳，并将江忠义旧部归其统带等因。查刻下贼由建昌退聚兜港，近逼南丰，在鄱湖之南五百里。江忠义旧部精捷一军驻守婺源、新建等处，又在鄱湖之北四百里，均非水师所能兼顾。江西水师有刘于浔、孙昌国二军，尽敷分布。而精捷一军业经奏调江忠朝统带，据报启程来江，亦未便另派大员兼统。是杨岳斌师船驶至上游，无裨于江西防务，似不若仍札金陵江面，尚可断接济而防窜越。所有近日军情及杨岳斌无庸饬调缘由，理合附陈大概，伏乞圣鉴。谨奏。

复陈李世忠近状片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臣钦奉二月初六日密寄谕旨：“所有李世忠部众，如何妥协遣散？所留二千人是否分隶各营？如何管带调遣？及交出各城如何派营接防？均着责成曾国藩悉心筹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大意，致留后患。”等因。钦此。伏查李世忠于正月十八日接臣书函后，即于二月初二日复呈一函。据称前已咨呈将五河、天长两城兵勇先行遣散，所有滁州、全椒、来安、六合各城，世忠亦严饬各弁勇，限定三月底全数移出，概行遣散，断不迟误一日。敝营饷盐与采买之盐尽在五河西坝堆存，现饬陆续运售，将银及盐分散各将弁勇丁以为回籍川费。并将滁州历年所收稻谷售卖，先发给天长兵勇川费，令其迅速遣散。世忠理应投辕请罪，亲聆训示，奈滁州数城兵勇必得亲自料理，不能离身，特派记名总兵王廷瑞、陈自明代躬赴皖请示，其有遣散未尽之将士，酌留千余名，交陈自明统带赴辕静候指挥各等语。旋于二月十九日王廷瑞、陈自明等来营谒见，面陈之词与李世忠原函大略相同。遣勇以后，李世忠应如何引退之处，候示遵行等语。臣比即明白开导，顷又给予一函，告以尽此三月内尽散五城兵勇，四月初亲来安庆晤商一次。由臣奏乞恩施，饬令赴任，仍俟任事数月后，呈请开缺回籍，以践去夏引退归耕之前言。臣查李世忠平日揽权专利，诡诈多端，此次惮慑天威，畏罪输诚。陈自明籍隶云南，曾为向荣旧部，以之管带，酌留之千余人，尚属相宜。此外滁营各文武亲属，能否悉臻妥协，尚不可知。除俟三月底五城交毕，李世忠离滁，专案奏结外，合再附片复陈近状，驰慰宸廑，伏乞圣鉴。谨奏。

江西牙厘请照旧经收折 同治三年三月十二日

奏为江西牙厘仍应归臣处经收，以竞金陵将蒇之功，恭折奏祈圣鉴事。窃臣接准江西抚臣沈葆桢咨称，以江西军务方殷，请将茶税、牙厘归本省经收，于二月二十六日具奏，抄折咨会到臣。伏查臣军奏拨江西之饷，前后约有三项。臣初任江督，奉旨兼办皖南军务，其时江南六府糜烂，皖南仅存祁门一县，一片贼氛，无从下手。臣于是奏办江西厘金以充东征诸军之饷，奏拨江西漕折五万，以充徽、宁两防之饷。逮二年四月，因各军逃亡过多，又奏九江洋税三万以清积欠，先后奉旨允准。沈葆桢到任后，于元年九月奏明，将漕折截留不解。臣营二年六月奏留洋税，专充江忠义，席宝田之饷，并未解过臣营一次。此两项者，臣均未具疏复奏，力与争辨。此次截留牙厘，不能不缕陈而力争者，实因微臣统军太多，月需额饷五十余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可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所统各军之饷均发至八成以上。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

即以民困而论，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江西亦尚不至此。请我皇上钦派大员，察看东南数省，果江西之军民较苦乎？抑皖南、金陵之军民较苦乎？假令沈葆桢奉使巡视皖、吴一次。果行军于江西较难乎？抑行军于皖南、金陵较难乎？知必有不辨而自明者。臣于三省皆系辖境，非敢厚于皖、吴而薄于江西也。无论何人处臣之地势，不得不出于此也。今苏、浙之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指日可成，元恶指日可毙。以臣观之，洪酋与忠逆坚悍异常，屡掘地道俱未得手，本无粮尽确耗，又城中新种麦禾，青黄弥望。臣之愚计，谆嘱曾国荃、鲍超等总须力扼窜路，不使逆酋挟大股冲出，贻患他方。至克复之迟速，尚难预计。往昔庚申之春，和春、张国梁，大军合围，功败垂成，彼时围师比今日多二万人，饷项存营者尚数十万，徒以迟延未发，尚为军士借口，全局决裂。况今日饷需奇绌，朝不谋夕，安得不争江西之厘以慰军士之心？此臣之隐衷，外人诧为过虑，惟冀皇上鉴亮者也！前代之制，一州岁入之款，置转运使主之，疆吏不得专擅。我朝之制，一省岁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然疆臣既得专管利权，则督与抚事同一律，不得又有轻重主客之分。臣尝细绎《会典事例》，大抵吏事应由抚臣主政，兵事应由督臣主政。就江西饷项论之，丁漕应归沈葆桢主政，以其与吏事相附丽也；厘金应归臣处主政，以其与兵事相附丽也。

厘金之起，始于咸丰三年，雷以诚倡办于扬州，专为发逆兵事而设，初非国家经制之款。臣忝督两江，又绾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即丁、漕、洋税、三者一一分提济用，亦不为过，何况厘金奏定之款，尤为分内应筹之饷，不得目为协饷，更不得称为隔省代谋。如江西以臣为代谋之客，则何处是臣应筹饷之地！谓安徽应筹耶？则乔松年亦得执本省隔省之说以相拒。谓江南苏、松各属应筹耶？则李鸿章兵数之多亚于臣处，战事之殷倍于上游，除议定月解四万外，势难再行提用。谓江北淮、扬各属应筹耶？则里下河蕞尔之区，臣与吴棠、富明阿、冯子材四人争剥竞取。其何能给？且畛域之说太明，则镇、扬两防断不足以自存，而僧格林沁、多隆阿等不兼封疆之帅，必有窒碍难行之日，臣窃以为不可。臣所最抱歉者，广东七成之厘金，湖南东征局之厘金，皆非臣分内应得之饷。用兵太久，乞邻救饥，私衷耿耿，如负重疚。然毛鸿宾、恽世临不遽奏请停止者，知臣处入不敷出甚巨也。一俟军务稍定，臣即当奏明先还广东七成之厘，次罢湖南东征之饷，断不肯久假不归，蹈专利之陋习而不自觉，此心筹之熟矣。抑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诸坐名《敕书》。臣又曾奉特旨节制江西巡抚，臣以才力不逮，再三恳辞。特旨之节制，一时之异数，臣得而辞之；《会典》、《敕书》之节制，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沈葆桢于臣处军饷，论分论情，皆应和衷熟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