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南京政权

中兴朝市繁华续，

遗孽儿孙气焰张，

只劝楼台追后主，

不愁弓矢下残唐。

蛾眉越女才承选，

燕子吴歈早擅场。

力士佥名搜笛步，

龟年协律奉椒房。

西昆词赋新温李，

乌巷冠裳旧谢王。

院院宫妆金翠镜，

朝朝楚梦雨云床。

五侯阃外空狼燧，

二水洲边自雀舫。

孔尚任：《桃花扇》，第304—306页

在北京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夕，许多官员把一线希望转到了皇帝驾迁陪都南京上来。他们认为，在南京可以继续维持明王朝的统治。作为影子政府，南京行政当局已进行了准备：一旦义军攻占了北京，便可给明朝北方残存势力以全力支持。陈子龙奉命巡视绍兴之后，被调到南京吏部任职。他设法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要他秘密上书北京，提出将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江南士大夫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

迎太子到南京的计划当然落空了，但他们为建立南明政权所作的努力并非徒劳。5月18日，即李自成占领北京三周之后，大顺军获胜、崇祯帝已死的惊人消息传到了南京。看来，当时在南方官员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束发归山，作道家隐士；一是坚守职责，继续为明室效力。南京的高级官员立刻选择了后者。16位主要大臣（《平寇志》记为19位——译者）誓告天地，号召天下起义勤王。

史可法与军阀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这些大臣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来自河南，既是一位杰出的文官，又在军事指挥及战略方面颇具才干。其父虽鲜为人知，但其家族有不少成员是锦衣卫军官。作为青年士子，史可法曾受到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的栽培。1620年，他通过县试；1626年中举人；1626年中进士。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初仕便授西安府推官。1631年，他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而在朝廷中赢得极好的声誉。1632年至1634年，他作为理财行家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

1635年，农民起义波及华中，崇祯帝命卢象昇协调河南、山东、湖广和四川事务。卢象昇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张献忠部。他命史可法为副使巡察泽州和安庆，并阻止农民军渡江。因此，史可法首次接受的军事任务便是阻止北方义军进入长江流域。这一防御重任随形势发展而变得十分棘手。1635年秋冬，史可法仅率800人驻守安徽六安，抵御三支农民军主力的进攻。次年，史可法在安徽太湖附近指挥了两场阻击战，使农民军未能渡江进入湖广地区。然而，第二年，当史可法面临农民军主力——首先是马守应，然后是老回回——发动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强大攻势时，他的军事才能遇到了真正的考验。1637年初，马守应和另外两支农民军主力的首领一起攻打桐城，在距城10里之处与史可法遭遇。史可法依靠计谋苦撑，但桐城所受到的压力并未解除。1637年夏，他奉命巡抚安庆，负责守卫今安徽中部地区，阻挡湖广的老回回。在总兵左良玉部1万兵马的增援下，史可法击退了老回回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从11月末至12月初，老回回对史可法所在的潜山大营又发起了进攻。史可法的阵地崩溃了，部下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些死于乱军之中。败讯传到京城，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惩处史可法。

然而，史可法已有很高声望。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行军途中甘愿与步卒同甘共苦，从而赢得了士卒的信赖和将领的爱戴。所以，皇上虽严词责备了史可法，但给了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不久，1639年，史可法奉命镇守山东，抵御南下清军的袭扰。在抗击清军之前，他必须首先巩固山东西线，以防农民军乘机进入山东。在三次击败农民军主力之后，他才得以调转头来攻打清军。当他抵达济南时，清军已经撤退。他们屠杀了无辜的居民，却送给史可法一次足以弥补前失的胜利。

崇祯帝对史可法异常宽厚。这位皇上素以暴躁著称，常一怒之下将战败的将领投入监狱。既然这样，他的宽宏自然会使史可法更加感恩戴德。1639年史可法的父亲病故，由此而引起的极度悲哀，反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崇祯帝的感恩之情。据说，他一度想绝食而死，又几乎因悲痛而陷入迷狂；他将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部分转移到君父即皇帝身上是完全可能的。

1641年，史可法守孝三年之后，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并取代朱大典总督南京至北京的漕运，还兼任淮安地区巡抚。及至1643年，史可法被擢为南京兵部尚书。同年冬天，身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见战争局势不断恶化，遂着手为救援北京做准备。例如，1644年1月16日，史可法上疏崇祯帝，说明他统辖的南军只有8000人，他建议加强训练，进而将总兵力扩充到1.2万人（包括陆、水军）。同时，他极力主张全国各地的其他提督也用同样方法补充和维持各自的部队，实际是建议在各地组建地方军队，由一名干练的文职大臣统辖，以供护驾之需。北京发布救驾诏令后，史可法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同部下一起立誓“勤王”，以鼓舞士气，并随即率众北上。但大军刚过长江，到达浦口时，便获悉京师已经陷落。救驾已为时太晚。于是，他改穿丧服，率军返回南京，召集立志效忠明朝的大臣商议对策。

史可法和其他大臣都意识到单凭他们自己的军队是无法抵御北方农民军的。因此，他们共同拟定了一道檄文：

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

这篇文字经过仔细推敲，用了会使人想起古代经典中理想化的军事将领之形象的“司马”一词，以求打动那些愿意加入古代“司马”行列的将领。因此，檄文的对象十分笼统，是广泛地针对四方之率而言的。所谓四方之率既包括地方豪强武装，也包括各地明军将领。檄文发布之后，南京的大臣们立即派密使到淮河流域联络江北豪强统辖的“义勇”。同时，他们又尽力争取驻守在南明与北方大顺政权之间的明军将领继续为明朝效忠。

后者中有四名将领——他们各自拥有约15万令人生畏的士兵，经常蹂躏本应给予保护的农民——将要或已经率部进入淮河中游地区。一位是刘泽清，性情暴躁且有政治野心，曾任山东明军统帅。当崇祯帝要求他会同其他几位将领一起进军北京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朝廷时，他非但不从，反而掉头南下，一路劫掠，经临清抵达凤阳，据说，其部在凤阳又屠杀了许多当地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