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第5/10页）

但另一方面，也有对苏维埃政权驱散立宪会议持肯定态度的力量。左派社会革命党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盟友不仅事先认可了驱散计划，而且在立宪会议开幕式上与布尔什维克采取了一致行动。在苏维埃三大上支持批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驱散立宪会议法令的，除了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外，还有部分以马尔托夫、唐恩为首的孟什维克左翼。地方苏维埃对驱散立宪会议一事也都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如莫斯科苏维埃在1月8日决议中赞成驱散立宪会议，认为“立宪会议一开始就试图以自己的工作把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斗争成果从人民那里夺走”。著名社会革命党评论家斯维亚季茨基指出，右翼力量对立宪会议的态度也是消极的，他们也高呼“打倒立宪会议”，但“右翼资产阶级出版物叫喊‘打倒’只是因为立宪会议没有满足他们。……人民权力符合他们利益时，高喊万岁，不符合他们利益时，高喊打倒。……在最后时刻，我们社会力量的左翼和右翼都背叛了民主主义”。^[168]

更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驱散立宪会议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普遍的强烈的反应。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代表米诺尔谈到了他们离开塔夫利达宫以后的内心感受：“怎么办？接下来该怎么办？……要知道，如果人民不支持我们，不以威严的声音表示需要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人民保持沉默。”^{[169]斯维亚季茨基也深深地为“人民对我们被驱散的那种冷漠”而感叹，他认为正是这种冷漠使得布尔什维克“能够对我们挥挥手说‘回家去吧’”。[170]}

俄国立宪会议的命运与俄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也是有关系的。俄国还没有形成立宪会议能够依靠的比较成熟的社会阶层，还缺乏足够强大和牢固的支持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当时的俄国还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居民的4/5是农民，其中2/3是贫农，1/5是中农，只有1/6～1/7是殷实农户或富农。在人数较少的城市居民中，资产阶级不成熟，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小资产阶级就其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实际上是半无产阶级，此外就是人数不多的官员和弱小的知识分子。^[171]

俄国这种社会结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反映就是居民的整体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较低，社会政治思想和实际生活中的理性和妥协的成分较少，空想和极端的因素较多。这种情况正是二月革命后的现实。“在俄罗斯，形成西方类型的政治民主制度所必须的社会文化前提还很薄弱。大多数人对于诸如国家、民族、法制这样一些通过社会文化长期发展形成和获得的抽象价值还很陌生。”^{[172]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政治意识发展更加缓慢。虽然在1917年革命中许多省的农民苏维埃都热烈讨论共和形式，通过支持共和的方案并递交给当局，但作为一个阶层，农民群众的政治思维还是不发达的。一名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服役的士兵写道：“农民对政治一无所知，尽管农村中有民主代表如苏维埃宣传员，农民也会很快就忘记告诉他们的有关自由民主、共和政体、君主专制的含义。”一位宣传员总结说：“他们根本不了解最基本的政治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作为公民应有的教育。”[173]}

很多农民和士兵不明白共和制和君主制的区别，他们支持共和国，又把实现自由和拥有土地的理想寄托在“农民的国王”或者其他独裁者——解放者身上。革命期间在俄国的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记载了一个士兵对他说的话：“的确，我们需要一个共和国，但领导我们的得是个好沙皇。”布坎南认为“俄国政治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接受绝对的民主政治”。美国人弗兰克·戈尔德在其3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名士兵说他希望能够选举总统，而当问他会选谁时，他的回答是：沙皇。在军队中常会有这样的口号：“我们要选举沙皇。”一位孟什维克党员描述了自己在弗拉基米尔一次军事集会上的经历：“我的发言内容是关于战争，和平，土地，以及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种种好处。当我的演讲和大家的欢呼都平息之后，忽然有人高呼，‘我们要您来做我们的沙皇’，士兵中立即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我拒绝了这顶罗曼诺夫的王冠，当我离开时，我的心情很沉重：这是多么单纯而又无知的人们，多么容易被控制的人们！”^[174]

群众对立宪会议的态度是决定立宪会议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俄国各个社会阶层对于立宪会议有不同理解。对于中间阶层和民主力量来说，主要是通过立宪会议以和平改革方式克服俄罗斯的危机、建立法制国家和民主制度。而对于广大的工农群众而言，立宪会议的吸引力体现在它可能成为比较平均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解决他们迫切需要的工具。

在二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个月，“立宪会议对于前线士兵群众来说是某种未知的、不清楚的东西。他们的兴趣确定地、不掩饰地集中于苏维埃，那是一种贴近他们并使他们感到亲近的制度，就像他们的农村村社大会”。但是，随着革命进程的深入，通过社会活动家和出版物的持续不断的宣传和解释，在短短几个月里，群众的意识中逐渐形成了关于全俄立宪会议的概念。很多群众集会经常一致响起“全部权力归立宪会议”的口号。这种情况在社会革命党影响较大的军队中特别明显。“6～7月间……各部队作出的决议的第一点往往就是要求立即召开立宪会议。……越来越多的人确信，只有立宪会议能给他们带来和平、消灭战争，让他们回家。这一时期通过的决议经常有这样的内容：‘我们同意坚守阵地，但不能超过11月，那时代表们应该召集起来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立宪会议决定继续战争那该怎么办呢？这引发了某种不安，可以感觉到对立宪会议的信念是有限度的，是同最关注的问题——战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对苏维埃的贴近表明人民权力的思想对他们来说更亲切、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