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春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
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Я.С.阿格拉诺夫在呈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调查结果的报告中，称“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工人发动的反革命起义是今年2月下旬在彼得堡一些工厂突然爆发的骚动和罢工的直接的合乎逻辑的发展”。[3]阿格拉诺夫自是站在政府的立场称喀琅施塔得事件为“反革命起义”，但他却点出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与当时俄国的整个局势密不可分。
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即面临协约国集团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军的武装叛乱。在国内战争的非常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18年9月2日，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宣布：在战争形势下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全体居民都要无条件履行保卫国家的义务，国内所有的资源必须用于战争的需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推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18年夏至1920年春为第一阶段，1920年春至1921年春为第二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表现为迫于战争形势的需要而提出的应急性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明显背离了经济规律，但仍然具有政治上的合理性，即作为“战时经济”的合理性。正如列宁所指出：在“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战争的形势已经斩钉截铁地规定了这种公式和条件，我们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4]从客观效果上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起到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保证战争所需，为前线提供后勤支持的作用，也为战争条件下强化专政机器、打击反对势力、稳定和巩固后方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手段。“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第二阶段更多地表现为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将战时体制延伸为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直接过渡的主观愿望，而非客观需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集聚战争资源上取得的成功以及这一战时体制中体现的某些“共产主义”的做法使得列宁一度以为，“应当用军事办法来解决经济任务”，“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一定能使我们获得巨大成就，保证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5]因此，到1920年3月，因战争的非常形势而产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内战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却被作为一种理想的经济政策大加推广。尽管1920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九大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放心大胆地执行和平经济建设任务”[6]，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俄共（布）中央决定：强化余粮收集制。按照这一指导思想，1920年9月，俄共（布）中央给各省省委的信中强调：“下达给乡的征集额，就是余粮额，居民要用连环保的方式予以完成”[7]；同时，俄共（布）中央还决定，将500万规模的军队改编为劳动军；严惩劳动中的逃跑现象，直至关进集中营。[8]除此之外，苏俄政府在工业国有化、经济关系实物化等方面，也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作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捷径的做法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1920年到1921年初，苏维埃俄国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经济上，首先遭到破坏的是农业。由于农民的积极性严重受挫，1920年，耕地面积比一次世界大战前平均水平减少7%强，谷物产量仅相当于战前的54%，单产相当于2/3；经济作物情况更糟，棉花收获量仅为6%，甜菜为8%弱。[9]工业的情况更为严重，1920年，工业品产量仅相当于1913年的1/7。其中，大工业相当于1/8，生铁产量为1/22，甚至比1901年还少，煤产量比1899年还少，石油产量相当于1890年的水平，比1913年少了1/2。[10]
作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苏俄政府宣布实行商业国有化，并采取严厉措施禁止私人贸易。但在小农经济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完全取消私人商业是根本办不到的，在当时的高压政策下，只是改变了形式，由公开转入“地下”，黑市活动一度猖獗。据苏俄中央统计局统计，1918～1919年度在26个省运达的粮食总量中有56%是粮食投机小贩运来的。[11]城市居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以10倍的高价从黑市上购买食品和日用品。1919年春，在15个城市居民面包消费量中，从黑市上购买的占60%。[12]经济状况的极端恶化，使人民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困苦中。人们连续几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日常生活用品如火柴、肥皂等也成为稀缺之物，由于饥荒和营养不良，流行性疾病一度泛滥。列宁后来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时深刻地指出：“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13]之所以“严重得多，危险得多”，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酝酿着并最终导致了国家的政治危机。
1921年春，承受了三年余粮征集制的俄国农民在战争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却看不到生活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并开始诉诸行动。坦波夫省的一名红军士兵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谈了他对农村形势的直观感受：“……农民的情绪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如果我们县不很快地杜绝这类现象，那将必然爆发暴动，这将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征收余粮滥用职权提出的控诉，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劳动居民的暴动。”[14]1920年末1921年初，农民的武装暴动遍及坦波夫省、沃罗涅日省、中波沃尔日、顿河流域、库班河流域、乌克兰和中亚。在这段时间整个俄国爆发了50多起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最大的一起是“安东诺夫暴动”，这起暴动波及了整个坦波夫省。1921年2月13日，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缅任斯基、亚戈达等人在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俄国总的形势的报告中称，“现在的农民暴动不同于旧式农民暴动的一点在于，现在的农民暴动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15]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极度的物质匮乏使得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的中流砥柱的工人阶级也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怀疑和失望。1921年春，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中心的大工业城市处于动荡不安中。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罢工、骚动不断，形势尤为严峻。2月9日，彼得格勒电车库工人开始罢工，共计1037人参加了罢工，原因是没有按时供应面包；当天，波罗的海造船厂开始罢工，参加罢工人数共计3700人，原因是粮食供应减少；彼得格勒电缆制造厂、国立第一卷烟厂、制钉厂、军械库等召开了全体会议，大多通过了要求自由贸易、提高定额供应以及可以自由转厂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