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危机出现和大清洗的序幕（第2/3页）
1932年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Союз марксистов-ленинцев）成员，其首领是М.Н.柳亭。柳亭于1914年入党，1924～1928年任莫斯科市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1927年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他不同意对农民采取非常措施，在中央委员会讨论右倾问题时，采取了所谓缓冲立场，被指责为对右倾分子持调和主义态度。1928年10月，他被解除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的职务。1932年8月21日，柳亭等人在莫斯科近郊开会，讨论通过了行动纲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宣言——《告联共（布）全体党员》。呼吁书认定，国家之所以面临这种严重形势，是斯大林的领导班子在对农民使用强制手段以实现加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的问题上的偏激做法造成的。文件谈到必须实行党内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化，恢复列宁主义的准则和原则，停止强迫集体化。文件认定，在斯大林领导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期间，很难指望会有根本性的变化。为了恢复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党的生活和活动中的列宁主义原则，提高党员的积极性，使国家摆脱严重的经济形势，必须改组党的领导机构，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之职。同时，文件把斯大林称为“大间谍、奸细、党的破坏者”、“俄国革命的掘墓人”。[33]
1932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柳亭等人。10月9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说柳亭集团成员“已蜕变成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党和工人阶级的叛徒，妄图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人幌子，以秘密的方式成立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尤其是复辟富农统治的资产阶级富农组织”。[34]斯大林对柳亭的行动十分恼火，要求枪毙他。基洛夫、柯秀尔、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鲁祖塔克等政治局委员反对。1932年10月11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审判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30名成员判处期限不等的监禁、劳改和流放。1937年1月1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根据1934年12月1日颁布的非常法，在没有公诉人和辩护人参加的情况下，对柳亭等人开庭审讯，判处柳亭等12人极刑，并于当天执行枪决。1988年6月，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对此案的刑事判决。[35]
1932年底，联共（布）中央又揭露了“斯米尔诺夫反党集团”。А.П.斯米尔诺夫曾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成员，1912年进入党中央，历任土地人民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党中央书记、食品供应人民委员。同他一起被揭发的还有国内战争参加者、副内外贸易人民委员Р.П.爱斯蒙特和交通人民委员В.Н.托尔马切夫。他们在工人中开展活动，提出了解散集体农庄，改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会与国家分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要求。1933年1月12日，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关于爱斯蒙特、托尔马切夫、斯米尔诺夫等人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谴责他们“建立了秘密的派别集团”，进行反党活动，决定将爱斯蒙特和托尔马切夫开除出党，将斯米尔诺夫开除出党中央。1936年，爱斯蒙特在一次车祸中去世。斯米尔诺夫、托尔马切夫则在后来被枪决。[36]
不久，又揭发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克雷普尼克集团”。Н.А.斯克雷普尼克于1897年入党，历任乌克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1920年代，乌克兰内部有一股要求民族独立的势力。斯大林把这股反苏维埃的民族势力同斯克雷普尼克联系到一起。被软禁的斯克雷普尼克知道此事后于1933年自杀身亡。[37]
1933年1月12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关于清党》的决议，同意政治局1932年12月10日关于在1933年进行清党的决定，试图以此制止党内不满和反对情绪的扩散。清党运动原定在5个月内完成，实际进行了一年半。200多万党员中，18%的党员被清除出党，其中15%的党员是自愿退党的。[38]
在不断扩大清洗镇压规模的同时，斯大林大力宣扬党内外冲突激化的必然性和采取严厉镇压政策的正确性，把暴力理论系统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1928年7月，斯大林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39]1929年，他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中，专门讲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他认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在社会主义的进攻面前，反动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必然会反抗，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其绝对增长还是有的。斯大林说，“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资产阶级“愈来愈比我们弱。正因为他们愈来愈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抵抗”。[40]
1930年，斯大林进一步讲到国外敌对阶级对国内阶级敌人支持的问题。他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讲道，“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苏联周围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力量，它们决心要在精神上，在物质上，或用财政封锁的方法，必要时甚至用军事干涉的方法来支持我们苏联内部的阶级敌人。事实证明，我国专家的暗害活动，富农的反苏维埃活动，焚烧和炸毁我们的企业和建筑物的行为，都是受到外来的资助和怂恿的”；还说，资产阶级的更加激烈的反抗，必然会反映到党内。[41]
1933年1月，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的问题，说“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他还把资产阶级反抗同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认定他们是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他说，“苏维埃国家威力的增长一定会使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的抵抗加强起来。正因为他们正在死亡，他们已经面临末日，所以他们一定会从一种袭击形式转到另一种更猛烈的袭击形式，向居民中的落后阶层呼吁，发动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从前的人物用尽一切危害和诬蔑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企图以此发动落后分子。在这个基础上，过去的反革命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残兵败将，中部和边疆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残兵败将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中的反革命余孽是能够复活和蠢动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