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叛国案件”审判与大清洗的高潮(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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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30日,军事审判厅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就判决皮达可夫、谢列布利亚科夫、穆拉洛夫、利夫希茨等13人死刑,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阿诺尔德——10年监禁,米·斯·斯特罗伊洛夫——8年监禁。13人当即被枪决。阿诺尔德、斯特罗伊洛夫在1941年被缺席判处枪决。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在1939年5月被同室囚犯打死。[97]

“阴谋组织军事政变”的“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案件

1930年代,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斯大林对一批有职业素养和独立见解、又在军队中享有声望的将领不放心,对他们批评自己提拔的不懂得现代化军事科学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更是感到愤怒。

1936年4月9日,红军情报总局局长乌里茨基向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报告说,柏林盛传在将军们中间存在着反对苏联领导人的派别的谣言,但又说人们都不大相信这种传闻。叶若夫也呈送了一份从巴黎搞到的白俄侨民组织“俄国军人大同盟”的材料,说苏联有一批高级指挥员正准备发动政变,为首的是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98]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生于1893年,曾在沙皇军队服役,任大尉。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期间先后任东线第一集团军司令,南方方面军副司令,西方方面军司令。1919年12月28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鉴于第五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在英勇的红军向东部胜利进军(这次进军以攻占鄂木斯克为结局)中,作战勇敢,善于发挥主动性,能当机立断,指挥有方和精通本行业务,特授予他荣誉金剑一柄,以资嘉奖”。[99]1921年他指挥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后任军事学院院长,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第一批获苏联元帅称号,著有《现代战略问题》、《我们的战术训练任务》等书,强调发展炮兵、航空兵和装甲兵的重要意义,提出纵深作战的理论。为此,他曾和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发生过争执。

1937年5月8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送来了有关图哈切夫斯基计划“在德国总参谋部和盖世太保的协助下”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信件。[100]这是德国伪造的文件。为了使人相信,情报机关利用图哈切夫斯基1926年同德国一家公司签约时留下的签字伪造了他的签名;同时还演出了一场德国军部遭纵火和这一文件被盗的闹剧。斯大林究竟如何对待这一文件,不得而知。在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卷宗中也没有编入这一文件。[101]

内务人民委员部早在1936年就开始积极收集各种指控军队将领的“证词”。1936年8月,先后逮捕了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员普里马科夫和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处武官普特纳。两人曾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后退出。现均被指控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组织战斗集团”。斯大林亲自参加了对普里马科夫的审讯。参与审讯的两名内务部工作人员事后供认,普里马科夫和普特纳是在遭到毒打后才招出关于参加阴谋的口供的。[102]

1937年2~3月党中央召开全会,莫洛托夫在闭幕词中说:军队里的“问题大概更为严重……如果在我们所有的经济部门里都有反革命分子,我们能否想象只是那里没有反革命分子呢?这是十分荒谬的……军事部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对其工作的审查不是现在就进行,而是晚些时候,并且要非常有力地审查”。[103]根据莫洛托夫这一指示,内务部加紧对军队的镇压活动。

4月27日,内务部从已被捕的内务部副处长З.И.沃洛维奇那里取得指控图哈切夫斯基的“证词”,说他是一场阴谋的参加者,说他保证动用军队支持这一阴谋。但这些证词是借助欺骗、挑拨和暴力手段取得的。原内务部工作人员И.Д.苏罗维茨基在1961年12月20日写给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自白书中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当时所做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经过周密考虑蓄谋已久的陷害活动……审问沃洛维奇的是叶若夫……绝大多数姓名都是由亚尔采夫或我根据他的指示暗示给沃洛维奇的……侦查人员还规定了证词的‘逻辑性’。沃洛维奇指控图哈切夫斯基是一场阴谋的参加者、准备派军队协助阴谋分子武装夺取政权的证词,也是这样取得的。”[104]沃洛维奇未经审判即“按特殊程序”于1937年被执行枪决。

1937年5月中旬,开始新的逮捕浪潮。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二级集团军司令А.И.科尔克,莫斯科军区副司令Б.М.费尔德曼首先被捕。5月11日,图哈切夫斯基被免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改任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5月22日被捕。同日,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Р.П.埃德曼也被捕。接着,基辅军区司令И.Э.亚基尔和白俄罗斯军区司令И.П.乌博列维奇被捕。

1937年5月24日,政治局通过决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收到揭发联共中央委员鲁祖塔克和联共候补中央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参加为法西斯德国服务的反苏托洛茨基右倾阴谋集团和反苏间谍工作的材料。因此,联共中央政治局将开除鲁祖塔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出党并将其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议,提请联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表决。”[105]5月25~26日,以咨询的方式一致通过这项决议。中央委员谁也不怀疑,谁也不给他们辩护,甚至也不想去听一听元帅自己的申辩。布琼尼更在决议旁边写道:“绝对赞成。必须把这些混蛋处死。5月25日。”[106]

1937年5月31日,红军政治部副主任安·斯·布林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И.В.斯莫罗季诺夫到正在生病的扬·鲍·加马尔尼克家,向他宣读了国防人民委员部关于解除他的红军政治部主任职务的命令。他们刚一离开,加马尔尼克就开枪自杀了。第二天,《真理报》刊登消息:“原联共(布)中央委员扬·鲍·加马尔尼克与反苏分子难分难解,害怕真相大白,于5月31日自杀身亡。”

1937年6月,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伏罗希洛夫作《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的工农红军中的反革命阴谋》的报告。6月2日,斯大林发言,断定国内曾有一个“由德国法西斯分子鼓励和资助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军事政治阴谋组织”。这一阴谋组织的领导人是托洛茨基、李可夫、布哈林、叶努基泽、卡拉汉、鲁祖塔克、亚戈达;军事部门的领导人是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加马尔尼克。斯大林担保说,在他列举的13个阴谋领导人中有10人,也就是说,除李可夫、布哈林和加马尔尼克三人是“间谍教唆者”外,其他的人都是德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其中有几个人还是日本情报机关的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