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特殊移民问题的解决（第4/4页）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也继续采取民族高压政策。例如1965～1967年在乌克兰出现了主张扩大民族自主权和保护民族语言文化传统的“乌克兰民族阵线”等地下组织。基辅市高等学校师生和市民多次集会要求保护和发展乌克兰民族语言。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撰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批评苏共的民族政策。苏联当局把这些事件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并逮捕和关押了数百名组织者和参加者。伊凡·久巴被开除党籍，判处重刑。1968年4月，乌兹别克斯坦奇尔奇克市的克里木鞑靼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返回家园和恢复民族自治实体。但在当局的镇压下最终有300多人被捕入狱。1972年3月，苏共中央通过了批判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市党组织的工作的决议，指责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等领导人是“民族主义者”。结果，200多名对苏共民族政策不满和主张维护民族自主权的党政干部被撤职查办，许多知识分子被批判。1972年5月，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因撰写了歌颂和维护乌克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被当局免职，受此株连的共和国中央和州、市、区委干部还有50多人。1974年5月，苏联当局审判了“亚美尼亚统一党”成员托夫马相等20多人，同年12月逮捕了“爱沙尼亚民族阵线”成员缅尼克等十几人。1975年4月，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党委书记阿鲁久尼扬因“庇护民族主义”被批判和解职，其他多名州委干部均受到牵连。同年11月，波罗的海舰队“警戒”号舰上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族士兵因反对民族歧视而遭到当局镇压。1976年，贾巴里泽因在格鲁吉亚作协八大上批评强制推广俄语受到批判并被开除出作协。^[128]

总之，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国家领导人在解放特殊移民和以后执政过程中仍将民族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继续伤害少数民族的感情和在民族关系中播下不和的种子。由此导致苏联内部的民族离心倾向不断发展，民族问题最终演化为点燃苏联剧变的导火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