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第5/11页)

[159]集会一小时后,总理哥特瓦尔德和内务部长诺塞克拜会了总统,向他转达了大多数劳动人民关于接受三个部长的辞职要求。贝奈斯问哥特瓦尔德:“如果我不接受辞呈呢?”哥特瓦尔德随即以总罢工相威胁,还意味深长地说:“这里还有苏联呢。”贝奈斯表示要同这三个政党的部长谈一谈,同时他希望共产党能同这三个政党达成协议。[160]

贝奈斯采取了拖延策略,希望能出现转机。他连续同哥特瓦尔德和其他政党的代表进行谈判。捷共决定进一步向贝奈斯施加压力。2月22日,在布拉格召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工厂委员会和工联组织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决议,声明说:“为了尽快实现我们的要求,支持哥特瓦尔德新政府于星期二召开代表大会,2月24日在国内所有工厂举行1小时总罢工,交通中断5分钟。”[161]

2月23日晨,美、法驻捷使馆人员同贝奈斯进行了非正式接触,他们转达了上司的指示,要贝奈斯“不退让,要顶住”,并答应西方马上给予支持。[162]西方的支持没有到来,而捷共却继续加强攻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各级别的行动委员会和人民武装警察队伍。在民族行动委员会成立会议上,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将军发表了演说,公开表明了军方支持共产党的态度。[163]哥特瓦尔德和诺塞克面见总统,要求他接受12名部长的辞职要求。贝奈斯坚持政府应该与辞职的部长重新进行谈判。哥特瓦尔德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已经准备好了新政府候选人名单,政府将在肃清民族阵线中的反动派后重新组建。总统拒不接受这个建议。稍晚些时候,贝奈斯接见了国家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领导人,总统让他们相信,他不允许组建没有全部政党参加的政府。贝奈斯鼓励他们说:“我再一次重复我告诉过你们的话。我将要像1938年9月一样行动。我决不投降,请你们相信这一点。”[164]

2月24日12点,捷共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大罢工,大约有250万工人和职员参加。群众高呼“哥特瓦尔德新政府万岁!”“要求反动部长辞职和批准新的民主政府!”一小撮追随国家社会党的大学生进行示威,但被布拉格工人纠察队驱散。这时,国防部和内务部揭露出国家社会党正在筹备反政府的武装叛乱,目的是让辞职部长恢复权力,随后在布拉格12区进行逮捕。面对危机,资产阶级政党内部发生了分化。人民党召开会议,党内反对制造“政府危机”的人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夺取了党的领导权。国家社会党人、议员什列赫塔和奈曼宣布脱离国家社会党,并向全体党员发表呼吁书。当天晚上,捷共中央决定,如果2月25日总统不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2月26日将组织全国范围的总罢工。[165]

2月25日,布拉格举行了20多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人民武装警察也列队游行。上午11点,捷共代表向贝奈斯递交了新政府成员名单,并要求他当天作出决定。下午4点,贝奈斯签署了接受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部长辞职的命令和任命哥特瓦尔德建议的新政府的命令。此时,贝奈斯已是重病缠身。二月事件后,贝奈斯在给西方的朋友的信中写道:“在关键时刻,我孤立无助,当需要采取积极行动的时候,他们缺乏足够的组织性和坚定性。”[166]

2月27日,新布拉格政府宣誓就职。与第一届内阁相比,无论从组成上看,还是从性质上看,共产党都拥有了绝对控制权。24名部长中有11名共产党人,3名社会民主党人,2名革命工运代表。清洗了反动派后的国家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各获得2个部长职位,非党人士获得2个部长职位。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执委会也进行了重组,15名成员中有11名是共产党人。[167]

3月10日,哥特瓦尔德向司法委员会提交了政府纲领。纲领致力于完成建设纲领中未完成的任务,以及实现由捷共提出的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的主张。5月9日,制宪议会通过了新宪法,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一个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均享有平等权利的统一国家。6月7日,贝奈斯辞职。6月14日,国民议会一致通过哥特瓦尔德为共和国总统。[168]

美国和英国事先都预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政变的可能性,但在外交方面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这表明西方尽管希望捷克斯洛伐克右转,但恪守同苏联达成的势力范围原则,他们不想因此同苏联发生冲突。2月26日,美、英、法政府对布拉格二月事件发表了一项奇特的声明:“美国、法国和英国政府注意到了刚刚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威胁到所有民主国家都信奉的自由生存原则的事件。他们注意到,以人为的和蓄意制造的挑衅性危机为手段,使用一些在其他地方实行过的某些方法阻止了代议制的自由,实现和建立了打着民族统一招牌的经过伪装的一党独裁。他们谴责其结果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来说只能是一种灾难的事件的发生,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时期曾经再次表明它忠于自由事业。”[169]这一宣言不仅遭到莫斯科的否定,就连西方国家的报刊对西方三国在布拉格事件中的立场也提出了指责。2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回的电报中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危机被一些报刊和政治家看作是新的慕尼黑、苏联扩张的威胁,前途一片黑暗正等待着美国。”[170]4月30日,美国驻布拉格大使斯坦哈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对美国的立场进行了辩解,他说:“1943年的苏捷条约就意味着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如果美国对捷事务进行积极的干涉,美苏就会爆发战争。”他建议美国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停止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道义上的支持,缩减与捷的贸易规模,制定在捷进行秘密活动的计划”。[171]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发生后,美国明显加快了西方军事集团的组织化进程。3月17日,在美国的号召下,英、法、比、荷、卢五国外长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以此为标志,美苏冷战开始步入军事集团对抗的阶段。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是贝奈斯所倡导的使捷克斯洛伐克充当“东西方桥梁”的观念的失败。贝奈斯幻想让捷克斯洛伐克在经济上保持同西方的经济往来,在政治上充当东西方的调节角色,在军事上同苏联结盟来防范德国威胁,这一理论实践存在的外部条件是苏美英反法西斯盟国战后能够维持合作,内部条件是吸收共产党进入政府共同承担国家责任,而外部条件是内部条件的基础。1945~1947年期间,苏美在形式上维持着合作关系,为捷克斯洛伐克非共产主义政党同共产党合作创造了外部基础。同时,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也需要持不同政见者彼此合作。当美苏冷战格局形成后,大国合作的局面也就结束了。于是,世界向两极世界体系发展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东西方之间作出选择,而归属苏联势力范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左转的关键因素。在俄国学者波普看来,贝奈斯最大的悲哀在于“捷克斯洛伐克不是在东西方之间,而是在德俄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