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简短的结论
在以美国为中心的有关对朝托管政策的研究论著中，苏联仅仅是一个“配角”，被作为美国对朝政策的参照物加以描述的。苏联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其出发点何在，其动机何在，仿佛一直是“雾里看花”，不甚清晰。本文通过对苏联接受美国提出的朝鲜托管政策构想，到与美国协调合作确定朝鲜托管政策，直至因美苏对朝鲜临时政府人选各持己见，导致美苏联合委员会以破裂告终，托管政策“流产”这一完整过程的梳理，比较清楚地确认，其实，苏联的每一步举措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莫斯科从托管政策的接受者、合作者变成朝鲜托管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其根本动机就在于托管政策本身是符合苏联利益的。
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看，托管制实质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战后继续维护其殖民权益而特制的一件“合法外衣”，与苏联所倡导的世界革命理念是完全不符的。然而苏联初始即对战后托管朝鲜政策表示赞同，是因为苏联通过托管政策可以参与战后朝鲜事务，这将有利于苏联将朝鲜变为自己的安全缓冲地带；同时，苏联也试图以在朝鲜托管问题上的合作向美国换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正是国家利益的驱使，促使苏联在朝鲜问题上最初采取与美国协调合作的态度，甚至接受了杜鲁门政府提出的“三八线”划分。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诉求也逐渐提高。当杜鲁门政府意识到在美苏对决中美国已力不从心，从而转变其对朝政策，由最初的与苏联协调转为遏制苏联时，苏联随即转变立场，针锋相对，毫不示弱。最终，双方的利益分歧在美苏联合委员会期间全面暴露。苏联和美国之所以对临时朝鲜政府的人选坚决不肯让步，是因为双方都明白，无论是占领还是托管都是暂时的，朝鲜最终仍要交给朝鲜人管理，要想保住各自的朝鲜半岛的控制和影响，就必须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和寻找合适的代理人。
大体来说，自二战后到1947年初，苏联先是试图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与美国矛盾日渐加剧后，又转为加强北朝鲜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苏联为保障其在远东的安全，试图在朝鲜建立一个亲苏政府，从而使朝鲜不至于成为日后威胁苏联安全利益的“据点”。
[1] 有关的中文文献有《朝鲜问题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2；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3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本，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相关的研究成果见牛军《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起源》，《美国研究》1991年第2期；王春霞《杜鲁门政府对朝政策及朝鲜的分裂》，《丝路学刊》1993年第4期；王媛《美国对朝占领政策述评》，《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6期；余伟民、周娜《1945～1948年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政治变动》，《史林》2003年第4期；张民宪、萧石忠《1943～1950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演变》，《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2] 所谓美国档案主要是指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的系列文件。西方的研究成果可见William George Morris，“The Korean Trusteeship，1941-1947：The United States，Russia，and the Cold War，”Ph.D.dissertation，Texas：The University of Texas，1974；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Libe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Regimes，1945-1947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James Irving Matray，The Reluctant Crusade：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Korea，1941-1945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
[3] 崔相龙，《美军政의 初期占领政策：信托统治案과 分割占领의 现实》（美国军政初期的占领政策：托管制与分割占领的现实），《서울평론》（서울），제40 호，1974 년8 월15 일，pp.14-26；崔相龙，《미군정의 초기점령정책 연구》（美国军政的初期占领政策研究），《고대운화》（서울），제22 호，1983 년，pp.120-128；崔相龙，《美军政期 韩国의：아시아 冷战의 초점》（美国军政时期的朝鲜：亚洲冷战的焦点），《한국사회연구》，제1 호，서울：한길사，1983，pp.351-367；李东炫，《韓國信託統治研究》，서울：평민사，1990；李愚振，《独立运动에 대한美国의 태도：루즈벨트 行政府의 信託政构想을 中心으로》（美国对于独立运动的态度：以罗斯福政府的托管制构想为中心），韩国政治外交史学会（编），《韩国独立运动 과 列强关系》论议 第2辑，서울：평민사，1985；李完范，《한반도 신탁통치안과 국내정치：1943-1948》（朝鲜半岛托管制与国内政治：1943-1948），연세대 대학원정치학 석사논문，1985；李在都，《모스크바信托统治协定과 韩半岛政治变化에 관한 研究》（莫斯科托管协定与朝鲜半岛政治变化相关的研究），东国大大学院정치학박사논문，1987；申福龙，《한국 신탁통치의 결정 과정에 관한연구：미국의 구도와변질을중심으로》（朝鲜托管政策的决定过程研究：以美国主导与变化为中心），한국정치학회세미나논문，1993；沈之渊，《미-소공동위원회연구》，서울：청계 연구소，1989。
[4] 本文使用的俄文档案文献及其中译文，均由沈志华老师提供，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5] 牛军：《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起源》，第50页。
[6] 参见李在都：《모스크바信托统治协定 과 韩半岛政治变化에 관한研究》，pp.27-28。
[7] National Archives，Record Group（RG）59，895.01/79，“Memo，”Feb.20，1942. Gregory Henderson，Korea：The Politics of the Vortex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72，转引自李在都《모스크바信托统治协定 과 韩半岛政治变化에 관한研究》，pp.31-32。
[8] 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第658页。
[9]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59页。
[10] 旅居中国的朝鲜政党和团体致斯大林信，1943年5月10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30，п.225，д.9，л.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