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原因

如前所述,战后苏联给予了犹太复国主义者道义上、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全方位的支持和援助。斯大林的这个决定几乎出乎所有西方观察家的预料。就是在苏联领导层内部,也有很多人不理解。那么,这其中的奥妙究竟何在?

1947年11月5日,也就是在联合国大会对巴以分治决议进行投票的前几天,苏联驻伊拉克临时代办А.Ф.苏尔塔诺夫给苏联外交部近东司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苏尔塔诺夫分析了苏联支持犹太建国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有利因素是:会使全世界犹太人对苏联抱有好感,这其中也包括美国的犹太人。如果犹太国从英美银行和美元外交中脱离出来,可以成为中东地区的一个革命因素。对于不利因素,他谈了六点:①支持犹太人将会使整个阿拉伯世界疏远我们。②将会使英国人和反动的阿拉伯联盟高层联合起来,这对于阿拉伯国家中的人民民主力量的发展和苏联的外交利益是很不利的。③这将刺激阿拉伯联盟、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组成反苏的穆斯林同盟。④这将会对人民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带来不利影响。⑤犹太国将有可能成为美国人向中东地区扩展的基地。⑥在英国的挑唆之下,阿拉伯国家将不再相信苏联人是支持他们的。[110]总的来说,苏尔塔诺夫认为苏联支持犹太建国是弊大于利的。

然而,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的斯大林,还是采取了支持犹太建国的立场。这里尝试分析一下战后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原因。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其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苏联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经济恢复和发展是苏联所面临的极其严峻的任务。就苏联的实力而言,在当时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对抗;其次,在斯大林看来,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得战后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障。总的来说,莫斯科对雅尔塔体系基本上是满意的,斯大林原则上是遵守与西方划定的势力范围界限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对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111]

尽管奉行大国合作政策,但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尚未确定或有待调整的地区,苏联还是不时地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扩张行迹。这突出体现在了伊朗、土耳其和巴勒斯坦问题上。伊朗、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均属于中东地区,历史上,这一地区一直是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进行角逐的场所。从19世纪以来,控制土耳其两海峡以及南下波斯湾取得一个重要的不冻港,一直是沙俄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1917年十月革命后,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而自顾不暇,无力再争夺这块战略要地,于是苏俄的势力几乎完全退出了中东地区。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苏联重新开始关注中东地区。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目标中,土耳其、伊朗和巴勒斯坦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这些均是雅尔塔体系尚未确定或有待调整其势力范围的地区。在伊朗问题上,苏联采取的是一种咄咄逼人的与西方对抗的姿态。斯大林拒绝从伊朗撤军,支持伊朗国内反对党,甚至陈兵边界对伊朗政府加以武力威胁。在土耳其问题上,斯大林试图以实力为基础,通过恫吓和讹诈手段,要求对1925年缔结的《苏土友好中立条约》作出重大修改。但是在英美两国的强大压力之下,苏联方面不得不选择退却和妥协。由于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连连受挫,苏联要想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有所作为的话,巴勒斯坦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巴勒斯坦是大英帝国传统的势力范围。二战结束以后,这一地区却成了英国地区性防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之一。当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相互敌对,而且都希望摆脱英国委任统治的枷锁赢得独立。但是在巴勒斯坦,英国并不能像在其他地区那样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英美特殊关系也并不能给英国带来任何实际好处。尤其在犹太移民问题和巴勒斯坦的未来前途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矛盾。同时,没有美国人的支持,英国也很难在巴勒斯坦立足。

斯大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正是利用了英美之间已经存在的矛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1946年9月,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在华盛顿给莫洛托夫发了一封长电报。诺维科夫指出:战后,大英帝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其统治基础已经动摇,特别是在印度、埃及和巴勒斯坦这些地区。美国和英国尽管在远东地区的政策保持一致,但是在近东地区,两国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地中海和近东地区是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这一地区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极大地吸引了美国人。因此华盛顿对于支持英国在近东地区的统治完全不感兴趣,美国更愿意由自己来直接控制地中海和近东地区这一战略要地。诺维科夫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将会成为英美矛盾在近东地区的焦点。美国要求英国允许10万名欧洲犹太难民移民巴勒斯坦,并非是出于对犹太难民的同情,而是美国垄断资本打算借此机会进入中东,把巴勒斯坦作为其石油管道的一个终端。虽然美国在中东地区势力的加强会直接威胁苏联的南部边界,但是英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矛盾同时也给了苏联人一个强势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机会。[112]

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关于斯大林如何看待这份电报的文献,不过,诺维科夫在电报中讲述的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估计和分析,是奉莫洛托夫之命而作,且在莫斯科受到极大重视。[113]由此可以判断,在审视了电报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之后,斯大林完全有理由认为苏联重返中东地区的机会来临了。

莫斯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策略显然吸取了在处理伊朗和土耳其危机时的教训,而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策略——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来处理。鉴于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地位,只要英国人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莫斯科就有了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机会。同时,斯大林也就有了介入中东地区其他问题的机会。斯大林当然不希望巴勒斯坦变成第二个约旦[114],由于他无力直接阻止这类条约的签署,于是希望能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斯大林的策略无疑是高明的,他想使苏联在中东地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又不付出任何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