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两难抉择：以色列建国及其对犹委会的致命影响
在犹委会的历史上，以色列建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在苏联国内所引起的强烈反应不仅加速了犹委会的灭亡，而且对整个苏联犹太人的命运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战后斯大林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从1947年5月14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一次演讲以来，苏联就坚定不移地为犹太人建国摇旗呐喊。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家成立后，苏联政府在5月18日就宣布“正式承认以色列及其临时政府”，成为第一个从法律上承认以色列并同它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6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苏联的鼎力支持，以色列国家就不会建立，起码不会在1948年建立。俄国学者列昂尼德·姆列钦甚至把斯大林称为“以色列的缔造者”，并指出，“如果没有斯大林，犹太国家未必能在巴勒斯坦地区出现。”[62]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动机比较复杂[63]，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绝非“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或者转变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64]然而，葛罗米柯在联合国的多次演讲给世人特别是犹太人留下的却完全是另一种印象：苏联在巴勒斯坦“没有直接的物质或者其他利益”，它对以色列的支持似乎完全是出于对犹太人在战时和战后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及痛苦的深切同情。[65]苏联政府的这一“公正之举”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苏联犹太人误以为政府已经改变了多年来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打压政策，于是，他们和全世界的犹太人一样欣喜若狂，在心中压抑多年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
作为苏联国内唯一的官方犹太人组织，犹委会自然就成了国内同胞倾诉心声的主要对象。苏联犹太人纷纷致函犹委会和《团结报》编辑部，抒发自己的喜悦之情，并对政府的立场表示支持和感谢。М.Л.车尔尼雅夫斯基将军听到莫洛托夫承认以色列的广播演说后非常激动，他在一封信中表示，“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的坚定立场促进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的诞生。犹太民族永远都不会忘记苏联政府对他们的深切关怀。全世界的犹太工人都把苏联视为他们从法西斯主义压迫下获得解放的救世主，并且对苏联政府给巴勒斯坦犹太人民的支持深表感谢。”[66]爱伦堡、扎斯拉夫斯基、贝格尔森、阿杰米扬、祖斯金等许多苏联犹太名流也为此向《团结报》编辑部发出了致敬电函。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进攻也在苏联犹太人当中掀起了愤怒的浪潮。苏联犹太人群情激愤，或者亲自到犹委会办公室登门拜访，或者打电话、致函犹委会和《团结报》编辑部，纷纷敦促犹委会立即采取措施，代表苏联犹太人向以色列提供紧急援助。他们既有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各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也有来自一些企业、科研单位的职工、工程师和苏联军队的军官。其共同特点是都把犹委会和《团结报》的全体编辑视为“苏联犹太人的唯一代表”，要求犹委会率先垂范，立即开始动员所需资源去购买武器并运往巴勒斯坦，并向政府提出允许犹太志愿者前往巴勒斯坦和加入犹太军队的问题。列宁格勒高等院校的36名大学生在给犹委会主席团的信中说，“苏联犹太人正以极大的兴趣密切注视着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件。……我们想知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将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帮助以色列与盎格鲁美帝国主义走狗进行斗争。我们请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主要报刊上明确声明反对阿拉伯军队对以色列国家的侵略。”[67]工程师罗加切夫斯基、达维德·德拉贡斯基上校等人向犹委会建议组编一个犹太师，派赴巴勒斯坦去反抗阿拉伯人的强霸势力。[68]
苏联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时也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从列宁格勒到敖德萨，从利沃夫到西伯利亚，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偏僻的乡村，从身居高位的官员到普通百姓，从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到普通群众，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到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几乎所有的苏联犹太人都表现出对以色列的强烈认同感。许多人不仅把以色列视为自己的祖国，对苏联的民族政策表示不满，甚至直接要求移民以色列。乌克兰文尼察州日梅林卡市的500多位犹太人联名致函《真理报》编辑部说，“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个盼望已久的激动人心的消息——新的以色列犹太国家建立了。我们现在将接受我们自己国家的权利，因为我们流落在世界各地受难的兄弟们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而遭驱散、压迫、蔑视。”他们郑重请求苏联政府能够批准该镇所有的犹太居民移民以色列，以便“回到我们在以色列的祖国”。[69]不仅如此，犹太复国主义者还在一些城市举行了群众性的游行示威。1948年6月，莫斯科犹太圣咏会堂组织了有上万人参加的隆重的礼拜仪式，会堂内外挤满了祈祷者，悬挂的标语上写着：“犹太人民还活着”，“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布成立”。塔什干、切尔诺维茨和其他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礼拜活动。[70]
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态度一下子把犹委会推向了潮头浪尖，并且迫使犹委会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选择：到底是代表犹太同胞与政府进行交涉？还是屈从于政府的旨意明哲保身？犹委会领导人虽然在私下里和苏联犹太人一样感到兴奋，他们“对以色列的正面肯定态度是毋庸置疑的。”[71]但是，由于没有收到苏联政府的明确指示，所以他们一时无所适从。事实上，自从1948年1月米霍埃尔斯被暗杀后，犹委会就一直处于阴影笼罩之下，噤若寒蝉。费费尔、犹委会代理责任书记海菲茨等领导人除了把苏联犹太人的反应和要求呈报给上级部门，等待上级的指示之外，不敢自作主张采取任何行动。1948年5月18日，中央对外政策部接到海菲茨有关苏联犹太人要求支援以色列的报告后，在当天就做出批复，“苏联公民应当向苏维埃各级机关提出此类申请。”[72]换而言之，这就等于剥夺了犹委会受理此类申请的权力。犹委会从此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
苏联政府支持以色列建国本来就是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所以，它既不希望国内犹太人因此增加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更不希望犹委会与以色列联系过密，甚至成为苏联犹太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代言人。根据现有资料来看，苏联政府当时分派给犹委会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