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出现
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年代，人类社会和世界局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三次科技革命迅猛地展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更为明朗起来，这些又反过来促使人类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发生新的变化。斯大林创导、苏联一贯坚持的关于世界已形成“两个平行市场”的论断，从理论到实践，越来越难以立足。勃列日涅夫虽然也看到“我们生活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1]，但是，他并没有从客观世界的这一大变动中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调整苏联对东欧，乃至对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各国的政策，而是提出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也即“勃列日涅夫主义”，作为苏联在新形势下推行霸权主义的理论依据。
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勃列日涅夫认为，在当前新的形势下，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已把破坏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赌注，押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上，因此，各国共产党的最高国际主义义务就是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谁如果不维护这种团结，谁就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从1965年至1968年的4年里，勃列日涅夫在对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东欧各国党和人民的十几次讲话中，在苏共党内以及在苏联国内各种场合的几十次讲话中，总是不断地重复：“我们的时代是革命风暴的时代……巩固作为全世界一切革命力量和解放力量的堡垒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是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主义义务。”[2]既然组成“社会主义大家庭”，自然少不了“家长”；这个“体系”当然要有“中心”；“社会主义大家庭”要完善技术装备和武装力量，也要有“组织者”。于是，勃列日涅夫自信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把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看成是首要义务，然而就我们信仰的实质，就我们所受的教育和心灵的要求而言，我们同时又是国际主义者，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对世界上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抱漠不关心的态度。”[3]勃列日涅夫曾在布达佩斯向匈牙利人民宣称：“我们把全面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防务看成是自己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4]
第二，勃列日涅夫认为，新技术革命的进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国际范围内的分工、生产专业和协作。因此，勃列日涅夫把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分工”看作新科学技术革命形势下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时代要求”，要求在新的形势下“更要利用兄弟国家合作的优越性”。勃列日涅夫在布拉迪斯拉发的群众大会上说：“生活越来越坚决地向我们各个国家提出发展和改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任务。我们各国拥有不同的自然资源，不同的生产能力，运用集体过去所创造的一切后备力量有助于更顺利地解决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所面临的任务。”[5]
在西欧法、意、联邦德国、比、荷、卢等六国在原有联营的基础上筹建“欧洲共同体”的刺激下，勃列日涅夫提出了“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口号。1965年9月，勃列日涅夫甚至说，“社会主义共同体”早就建立起来了，勃列日涅夫说：“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越需要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改善分工、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这些过程已经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进行着，而且大家知道，进行得不坏。经济互助委员会积累了大量的有益的经验。”[6]
勃列日涅夫还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经济，是一个“国际合作共同体”，苏联理应把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分工，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为此，勃列日涅夫要求东欧各国“对华沙条约坚定不移的忠诚”。勃列日涅夫将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的优越性概括为：“实行更加广泛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生产协作化和专业化，可以更加有效得多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加迅速地发展我们各国的国民经济，争取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获得新的成就。”[7]勃列日涅夫进而把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看作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律”。[8]苏共二十五大的决议还指出，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共同开发自然资源以供共同的需要，共同建设大型工业综合体以满足所有参加者的需要，为我们这些国家的企业和整个工业部门之间在今后许多年里的协作制定规划”。[9]
第三，勃列日涅夫认为，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国际主义越来越成为检验各国共产党是否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可靠尺度。
勃列日涅夫几乎是“国际主义”不离口的，他要求东欧各国的“国际主义”是什么呢？1966年11月15日，勃列日涅夫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有一个稍为明白一些的解释。勃列日涅夫说：在这里，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不能不说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制定出把每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正确结合起来的政策。“现在，当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成为决定人类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认为，自己最主要的职责是不倦地关心和提高它联合起来的威力，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协调它们的行动。”[10]
此外，勃列日涅夫还要求华沙条约组织在保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方面，实现最紧密的配合；在军事政治合作的同时，在经济方面也必须紧密合作。勃列日涅夫甚至傲然地宣布：“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对世界上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抱漠不关心的态度。”[11]勃列日涅夫这是明白地宣布，要以苏联的武装力量来保障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并把这作为苏联履行“国际主义”的最高义务。勃列日涅夫对此还作了一个补充：“当然，向兄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这样的行动是一种非常的、迫不得已的措施。只有国内外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直接行动，只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造成威胁的行动，才会导致采取那样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