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地下教会与苏维埃政权
20世纪20年代中期，俄罗斯东正教会对苏维埃政权由对抗转为服从。这一变化引起了部分东正教徒和神职人员的不满。1927年，在都主教谢尔吉通过“致教民咨文”宣布服从苏维埃政权以后，以列宁格勒都主教约瑟夫·彼得罗维赫、莫斯科达尼洛夫修道院院长、高级主教费多尔·波兹捷耶夫斯基和高级主教安德烈·乌赫托姆斯基为首的东正教高级神职人员愤然离开了俄罗斯东正教会。他们联合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反对与苏维埃合作的教徒和神职人员，共同成立了一个新的教会——“俄罗斯真正东正教教会（Русская Истино-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这样，自20年代末起，由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分裂出许多东正教小团体，例如，以约瑟夫为首的约瑟夫派（иосифляне）、以费多罗夫为首的费多尔派（феодоровцы）或达尼洛夫派（даниловцы）[26]和以安德烈为首的安德烈派（андреевцы）等。这些东正教派将俄罗斯东正教会称作“苏维埃教会”（советская церковь）或“红色教会”（красная церковь），将自己的追随者称作吉洪派（тихоновцы），以示他们只承认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吉洪的领导，而不承认吉洪的继任者谢尔吉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领导。由于诅咒苏维埃政权为“亵渎神的”政权，这些教派遭到政府的镇压，他们的活动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因此，这些组织通常被称作东正教地下教会。[27]
20世纪20～50年代，地下教会拥有广泛的市场。从社会阶层来看，地下教会的教徒主要是那些不愿意参加集体化的农民以及在消灭富农运动中被强行迁移到西伯利亚的农民。1927年，苏联仍有90.5%的人口是农民。[28]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许多殷实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内战结束后，苏俄又出现了灾年。1921～1923年，在俄国传统的谷仓地区——中央黑土带地区（沃罗涅日、坦波夫、库尔斯克、利佩茨克、米丘林斯克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农民因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不满而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怀抱，投靠到地下教会中。不久，地下教会的影响从中央黑土带地区扩展到乌克兰、库班、顿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谷仓地区。地下教会的领导层是从俄罗斯东正教会中分裂出来的高级神职人员。1928年初，有26个主教离开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地下教会的核心人物。到30年代中期，加入地下教会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增加到50个。[29]
20世纪30年代，在苏维埃政权消灭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建立无神论国家的过程中，地下教会也惨遭同样的厄运。对于俄罗斯东正教会规模减小的情况，可以通过下列数据得到证明。例如，1920～1933年间，莫斯科正式启用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从600个减少到100个。到1936年，在十月革命前所有的东正教教堂中，只有28.5%的教堂在全苏各地得到使用，其余的全部被毁或改作他用。[30]然而，由于地下教会处于秘密状态，该教会的教徒们不到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堂中作祈祷，他们通常在自己的家里或秘密组织起来从事宗教活动。因而，很难对地下教会的规模进行统计。根据苏联史学家提供的情况，在从苏联各富裕的农村地区强行被迁往西伯利亚的农民东正教教徒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地下教会的成员。另外，那些被当作富农消灭的富裕农民教徒中也有地下教会的教徒。地下教会的三位创始人无一例外地被布尔什维克处决。1929年，约瑟夫都主教被苏维埃政权驱逐到哈萨克斯坦。他在咸海岸边生活了几年，在一个蜂蜜加工厂做会计工作。1938年11月20日，他与地下教会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基里尔·斯米尔诺夫同时被处决；费多尔高级主教于1937年10月23日在伊凡诺沃监狱被处决；安德烈高级主教于1928年被流放到中亚，后来又被单独幽禁三年，接着，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37年被处决。[31]
不过，地下教会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这里的隐形东正教徒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30年代末，苏联东正教徒中有75%的人属于以谢尔吉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他们也被称作谢尔吉派教徒（сергиевцы），有15%的人为革新派教徒，有10%的人为地下教会的教徒。[32]30年代，在国家关闭东正教修道院的过程中，西伯利亚密林深处却出现了一些秘密的修士团体，这些组织就是由地下教会创办的。在苏维埃时期出版的一部《反宗教宣传资料集》（列宁格勒，1938，第5页）中，有如下记载：“在斯摩棱斯克，一些修士和修女们企图建立自己的集体农庄。但是，这些所谓的农庄中却隐藏着修士们的团体。”在北高加索和列宁格勒，也有一定数量的类似团体。此外，地下教会的教徒还建立了一些秘密的神职中学。莫斯科就有一家这样的中学。1938年，该中学被当局发现并被强行解散，该校领导人瓦尔福洛姆主教被处决。[33]
作为对苏维埃体制的反抗，地下教会的教徒拒绝持苏维埃身份证，也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到苏维埃学校上学，或者只让孩子在那里学习3～5年，保证能够认识经书就辍学了。直到40年代后期，一些地下教会的教徒才允许孩子上中学。另外，“地下教会教徒还拒绝加入集体农庄，也不服兵役，不在官方的就业单位工作，只是按照合同做临时雇工。那些被称作沉默派（молчуны）的地下教会教徒甚至不同官方人士讲话，个别极端教徒还不使用公共交通和电力”。[34]这些具有启示录情绪的地下教会教徒在行为上同俄罗斯传统的民间东正教派——旧礼仪派中的皈一派教徒十分相近。
在苏维埃体制下，地下教会一直无法以合法的形式存在。无论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时期，还是30年代的“阶级斗争尖锐化”时期，地下教会首当其冲地成为苏维埃政权专制的对象。1961年，在赫鲁晓夫颁布同不劳而食者作斗争的法令后，地下教会的教徒又因拒绝官方的安排劳动而被流放和被逮捕入狱。1961～1962年，几乎有一半的地下教会积极分子被捕。在流放中，这些教徒因坚决拒绝官方安排的劳动而被送上法庭，最后被关入集中营。由于许多地下教会的教徒因拒绝劳动这一罪名而被无限期地关在集中营，该教会失去了大批有生力量。虽然活下来的地下教会教徒在70年代初获得了自由，但是教会的生命力已经不强了。1959～1969年间，地下教会的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在剩下来的地下教会教区中，有70%的教徒已年过半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