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第3/5页）
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政策，来自他对各类专家、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从根本上说，源自他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斯大林在1939年党的十八大《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把旧知识分子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他们在十月革命后先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因而“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而后来其中“漏网的大多数”，又去做了“暗害分子和间谍”，这就是说，他们知识技能最多，也最反动；“另一部分”，是“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他们“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政治上是很动摇的；第三部分是“知识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们则“已经向人民靠拢，拥护苏维埃政权”。[33]这显然是一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曾宣扬过这种理论，人们批判该理论时说，它是中国某某人鼓吹的，其实，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就说过了。在中国传播的这种“理论”，其源头无疑是来自斯大林。如果再追一下根子的话，“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是扎根于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中产生的马哈伊斯基主义。马哈伊斯基把知识分子同剥削阶级完全等同起来。[34]他认为，剥削阶级能得以实现剥削，是对生产资料的大量占有；而知识分子则是通过对知识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实现剥削的。剥削阶级中的地主或资本家拥有的生产资料越多，他们越同工人农民为敌，越反动。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知识越多越反动”。斯大林从马哈伊斯基主义中推演出来的这一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最有名望、最有知识的专家、教授和文化人。所以，这部分人受打击最大，被逮捕关押的最多，以至在战争即将来临之时和二战期间，不得不在监狱中把这些专家、教授集中起来，建立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和“监狱设计中心”，勒令他们在关押中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这些可敬的科学技术专家们，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为了拯救社会主义祖国，忍辱负重，以“在押犯”之身，为军事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工作在这种监狱的环境下，其创造性被压抑、被摧残的情况是不难想象的。然而，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到底也成了斯大林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用斯大林上述的方法和途径发展科学技术，用前面讲到的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铸造文化，不言而喻，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这样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充其量只是一些照葫芦画瓢的仿制品。以斯大林的理论是非衡量一切，顺我者存，逆我者亡。学术界的任务只是对斯大林的言论和党的决议、政策进行解释，没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试想，全国如果只能有一个或几个人的脑袋进行思考，其他人要是独立思考，就有被批判、关押，甚至掉脑袋的危险，这还能有什么科学文化的创造性可言！
斯大林的文化政策在战后发展到了顶点，其后果暴露得十分明显。经过战争时期极端紧张、严酷而凝重的岁月，战争结束以后和平宁静时光的到来，使人们极端紧绷的心境大大放松了下来。与这种心情想适应，需要的文化食粮和文艺作品希望是轻松的、欢快的，能给人以美感享受和愉悦的东西，不再是承载着厚重思想或充满厮杀血污的东西。能够提供这种精神食粮的最好不过的人物，是列宁格勒的幽默讽刺作家左琴科和老资格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所以，在临近战争后期，这两位艺术家就活跃了起来。文艺刊物非常喜欢发表他们的作品；在莫斯科还专门为阿赫玛托娃举办了专场诗歌朗诵晚会。列宁格勒的文艺刊物对这两位本地作家更是喜欢有加，发表他们的作品尤多。当然，社会上的这种情绪以及人们对战后新生活的向往，在更深的层面上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期盼和要求。
但是，斯大林容忍不了人们的这种情绪，更容忍不了社会改革的要求。他习惯的是永远拧紧社会的螺丝钉。因此，斯大林一面对这种社会情绪，就视为一种严重危险，于是，便心起疑虑，要发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运动。
1946年8月9日，斯大林召见列宁格勒文艺界人士，点名批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以及一系列作家。接着，从这年8月中旬到1948年2月，由联共（布）中央分别在文学、戏剧、电影和音乐四个方面一连发表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1946年8月14日）、《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1946年8月26日）、《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1946年9月4日）和《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1948年2月10日）等四个决议，对文艺创作和演出中的所谓“不问政治”、“无思想性”、上演“洋”“古”剧目、追求“形式主义”等，进行了严厉批判。同时，由主管意识形态的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亲自出马，解释中央决议，进一步上纲加码，对文艺界的许多作家和作品展开了声色俱厉的斗争。
文艺界的批判首先开始于1946年8月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发难。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人们喜欢的讽刺幽默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由于上述两杂志为他们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自然它们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左琴科被“决议”谩骂为文学上的“无赖和渣滓”，指斥他“专门写作空洞的、无内容的庸俗的东西”，“专门鼓吹腐败的无思想性、低级趣味和不问政治的习气”。他的作品《猴子奇遇记》被无端地说成是“以丑恶的漫画形式描绘苏维埃制度和苏联人”。[35]阿赫玛托娃则被日丹诺夫痛骂为“一去不复返的”“古老贵族文化”的“残渣”，称她为“并不完全是尼姑，并不完全是荡妇……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36]“决议”将她论定为“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空洞的无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