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补到重构：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形成、发展与实践
中共中央党校 左凤荣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苏联民众对于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通过改革，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外部世界也强烈要求苏联改变政策。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为向世人说明其改革，专门出版了理论性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要改变苏联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为苏联社会主义注入新活力，“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在以往年代里形成的思维”。[1]他要求大家必须克服自己头脑中的保守思想，用新的思维取代旧观念，可以说，“新思维”既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标志性用语，也是其改革的指导思想。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俄罗斯有的学者并不太关注，如在鲁·格·皮霍亚所著《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一书中，作者甚至没有提到“新思维”这个词和《改革与新思维》这本书，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起因、过程与失败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2]俄罗斯学者索科林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研究较深入，他详细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进程，他的结论是：“新战略带来的后果是与它的提出者相反的和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经济改革失败了，但是政治民主化不仅扎下根来，而且具有自身的不以戈尔巴乔夫意志为转移的惯性。在政治改革的浪潮中形成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开始出现公民社会和分权。苏维埃社会的政治民主化，吸收了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模式，可以看成是20世纪主要的历史现象之一。……改革的设计师本人也成了这场源自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和平的政治革命的最后一个牺牲品。”[3]俄罗斯历史学博士、教授亚历山大·加尔金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其实就是将民主的社会主义（它要求建立以团结和社会公正以及得到民主架构和程序保障的坚实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思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这一尝试的意义大大超过著名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后者在尚未采取最初的实际步骤以前即被扼杀。很明显，戈尔巴乔夫改革作为各种实践活动的综合过程尽管已遭到失败，但改革同时也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发展机会，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4]著名学者斯拉文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中断和停止是因为，作为执政党的整个苏共在改革之初没有站在应当解决的历史任务的高度去应对时代的挑战。……政治改革应当从改革执政党开始，首先从改革对国内革新进程百般阻挠的党的官僚机关开始。”[5]
西方学者也很重视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苏珊·彼得森将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方案称为“新思维”，而不是单指外交领域，他认为，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后便开始了广泛的改革计划，这一改革计划以其主要口号“新思维”或仅仅以术语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而被人们所认识。与重建——停滞的苏联经济的重建——相伴和它的成功所必须的是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改革及外交改革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是一个开放苏联社会的尝试，它既通过为言论、结社和新闻自由提供日益增长的机会又通过给消费者、职工和企业管理者以更大的权力来实现，新思维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民主化就是给予更自由的选举和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法律制度。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外交政策领域表现为同它的竞争对手关系的缓和以及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撤退。[6]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俄罗斯民众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看法，尽管俄民众“对整个改革主要持否定态度”，但同时却“又明确肯定改革时期的主要事件和进程”，“如今这一代俄罗斯人对改革的种种事件的评价要比10年前俄罗斯人更加肯定”，并且对改革时期的主要思想和价值观，如“公开性”（77%）、“民主化”（66%）、“新思维”（60%）、“全人类价值”（78%）、“市场经济”（66%）、“加速发展”（69%）、“差额选举”（62%）、“多党制”（58%）、变革（58%）等，都是多数予以肯定的；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是肯定者（42%）多于否定者（27%）。此外，调查中还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如今俄罗斯人对米·戈尔巴乔夫的工作的态度比对改革的总体态度更积极”，也就是说对戈氏本人更肯定一些。调查显示，积极评价戈尔巴乔夫的，多是年纪较轻、文化水平较高、生活状况较好，在经济领域较活跃的居民群体。[7]
中国学术界比较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在对“新思维”的定义上存在分歧，许新认为：“新思维”思想有其发展变化的过程，虽然戈尔巴乔夫对“新思维”的阐述主要集中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但戈氏的“新思维”决不仅限于此。新思维的提出仅是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开始，在后来的整个执政期间戈氏又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文章，制定和通过了许多政策、决议和纲领，这些都是新思维的继续、发展和体现。[8]也有许多学者只在对外政策的层面谈论新思维，把“新思维”看成是戈尔巴乔夫对外部世界的重新认识，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总构想。[9]学者们承认“新思维”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苏联传统政治经济体制与生产力的矛盾发展的结果”。“由于新思维是适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在对“新思维”的评价上，大多从苏联改革的结果出发，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而戈尔巴乔夫‘改革’是从提出‘新思维’开始、并在其指导下进行的，‘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右倾路线的思想基础。”[10]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了，并成为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在改革初期，针对斯大林专制制度产生的严重问题，重视人与人权问题的理论探索还是应该肯定的。”[11]
本文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实质是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评价苏联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和在苏联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探索与实践，戈尔巴乔夫的思想经历了从完善斯大林模式的苏联社会主义到抛弃这种模式、全面改造和更新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想转变既反映了戈尔巴乔夫个人社会主义思想的变化，也是对苏联社会要求的迎合与回答。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内容既包括内政，也包括苏联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思想发展变化相联系，苏联于1988年和1990年两次改变政治体制改革方针。本文要强调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并非戈氏一个人的思想，其政治新思维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得到了苏共党员干部和民众的拥护。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步子迈得过急过快的问题，由于民众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实惠，其政治要价越来越高，对苏联共产党的不满加深，反对派廉价的许诺和平民主义的口号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促使人们非理性的思维发展，最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思潮的极端发展冲垮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