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戴宗和马（第2/2页）

马不是问题，但是设置在全国的牧马监却是问题，而且还是大大的问题。

马匹的品种退化、数量急剧下降，最大的问题当然还是钱，办国有化牧场，太烧钱。

首先，牧马监马少，占地广，花费相当巨大。据统计，河北牧马监平均一马占地一百五十亩，其中广平监的五六千匹马，就占有邢、赵等三州良田一万五千余顷，平均一马占地达二百五十亩至三百亩。包拯做过相关的调查，他指出，漳河南北良田，被水淹毁的有十分之六，其余四分中又有三分是被牧马监占有，他明确提出了帝国牧马争地的严重问题。仁宗时的太常丞叶清臣给赵祯算过这样一笔账，当时全国牧马监存马三四万匹，却占良田共九万余顷，每年的花费达百万缗钱；在牧马监养一匹马，要耗费五百多缗，而向西北的少数民族兄弟们买，只需要二十五缗。

其次，牧马监之马多不合骑用，每“驱至边境，未战而冻死者十八九”。

那为什么不去找西北的兄弟买卖呢？因为帝国“不需要”。

为什么要继续设置牧马监养不死不活、不堪其用的“战马”呢？因为战马是一个国家不能缺少的资源，谁也不敢开口说一个堂堂的帝国可以没有自己的战马基地，何况这是太祖祖制。

有一段时间，多年无战的北宋人想不清楚战马这个资源为什么不能缺少，以及牧马监存在的理由。

而当赵顼上台，想改造这个帝国的气质并富国强兵时，摆在他面前的帝国马事有两个现状：

一是帝国没有战马，要用兵就要用马，而帝国却没有马用。

二是设置在全国各地的牧马监烧钱不出马，对“国有”牧马业的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王安石的养马法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横空出世。

二

王安石的养马法，用一句话精简地概括，就是从集团化的国有大规模饲养改成分散的农民小规模饲养。

鼓励民户养马，并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想法。早在真宗时期，曹彬之子曹玮知秦州时，便试办了农户养马之法，以补官方牧马之不足，而之后王旦、丁度、宋祁、叶清臣、李中师等人都向仁宗皇帝提出过废牧马监、养马于民的建议。改革马政，也算是呼应了长久以来对帝国改革的呼声。

不管之后旧党们对保马法怎样的深恶痛绝，但是罢设牧马监，采用农户养马有个铁的关键数据摆在那里——成本。

根据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官方的统计数据，农民养马的成本是每匹花费十二点六缗。

这个数据不仅和叶清臣提出的牧马监每马耗资五百缗区别巨大，即使和西北少数民族兄弟开出的购买价二十五缗相比，也节约了近半。

至于民间农户养马的素质如何，能否保障帝国的骑兵们驰骋沙场，这倒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牧马监产出的马素质同样低下，而且农户养马在存活率上肯定远胜国有马（马命就是农户的命，小心翼翼是理所当然），而靠民间养马节省下的钱，足够帝国向西北少数民族兄弟们重新挥舞钞票购马了。

神宗新法期间的帝国加大了与西北少数民族兄弟马匹的交易量，并确立了以茶换马的茶马交易制，在原、渭、德顺军三处设投买马场（后改置熙、河、岷、通远军、宁河寨、永宁寨六场买马），每年在西北的买马量都维持在两万匹左右（年耗茶两万驮），极大支撑了帝国活跃的军事活动。

还有笔巨大的经济账没算上，就是帝国将原来国有牧马监占有的良田都租给了农民，这些广阔的良田成了帝国一笔新的经济收入，仅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一年，“废监租钱遂至百十六万”。

至于下级酷吏以此为名目逼迫盘剥养马农户等新法必然弊病，在巨大的经济账面前倒显得微不足道了。

保马法基本达到了王安石理财、强兵的两大基本目的。

神宗皇帝逝世，旧党卷土重来，废新法，第一是废保马法，“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马为急”，连昔日王安石的死党章淳都叫嚷着“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保马法和其他新法的命运可想而知。

帝国又开始在洛阳、单镇、原武、淇水、东平、安阳等地设置牧马监，经此折腾，原有国有化牧马监的弊病只能是重上加重。

之后整个帝国都在新旧国策中反复，宋哲宗又在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罢设各路牧马监，推行给地牧马法。如此反复，导致最后的结果是，国有、民间养马两样都不靠谱了。

在宋徽宗赵佶当上皇帝后，各路给出一张各地牧马监牧马数据，竟然为可怜的一千八百匹，其中河北西路就占一千四百匹，其他诸路数量都很微小，而堂堂一个河东路，仅九匹。

徽宗时代马力有一定恢复，但是新旧之争依然激烈。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帝国罢给田牧马法，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再度恢复，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又再一次罢设，并将当时各地牧监的九万匹马的大部分给了童贯的西北军，而所收牧场也不再出租给农民，大多改建成了各种高档别墅和度假村，供皇帝及各地官员玩乐。

等到了金人入侵的时候，整个富庶的帝国，真的没有马了。金军逼近开封，帝国遂尽括京内外马匹，加上在京骑军之马，竟然还不到两万匹，全数交给宦官梁方平所率之军去黄河阻击金人，“至则大败，马复歼焉”。

这一切，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