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武大郎”们的生活水平到底如何？（第2/2页）

还需要一间可以栖身的房子吧？要知道，《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可是住着一栋临街二层小楼。不过，看小说所描述，“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此日，正在县前做买卖。”这栋楼房是租赁的，并非武大郎的产业。宋代城市中，租房居住的情况非常普遍，房租有高有低，在开德府，“每间赁钱有一百至二百文足，多是上等有力之家。其后街小巷闲慢房屋，多是下户些小物业，每间只赁得三文或五文”。日均三五文钱的租金应该是相当便宜的。在开封府，政府“楼店务”管理的公租房，房价每日也不过15文上下，这个租金水平是城市下层人可以承受的。阳谷县这种小地方的房租肯定要低于京师，即使是临街楼房，租金也不可能高于京城的寻常房屋。

像武大郎这样的二口之家，如果想在宋朝城市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每日成本大致如下：口粮与衣料费用40文；肉菜副食费用60文；房租15文；杂费若干。合计约150文。如果武大郎每日卖馒头能够赚150文，就完全租得起二层小楼，养活老婆。如果每日赚100文，也足以养家糊口，只是日子会过得拮据一点。如果每天赚300文，小日子就可以过得比较舒服了——根据宋代小商贩的收入情况，每天赚100～300文都是有可能的。

这么看来，网络段子所说的“一个矮个子青年，住着位于市中心的二层楼，依靠在市场卖面食的收入，娶得起漂亮妻子，还不用妻子上班”，并不是传说，而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历史情景。凭借卖面食发家致富也有极可能，来看一个例子：“湖州城南市民许六者，本以货饼饵蓼糤为生，人呼曰‘许糖饼’。获利日给，稍有宽余，因出子本钱于里闾之急缺者，取息比他处稍多，家业渐进。”这位许六，便是一名武大郎式的宋朝市井小人物。

宋明平民生活水平的对比

如果将宋代的平民生活水平拿来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晚明比较一下，我们还会发现宋人比明人更富庶。

宋神宗年间，国家每年的商税总收入（含过税与住税）以800万贯为酌中之数，宋政府一般按2%的过税率与3%的住税率征收商税，将商税总收入除以商税率，可以粗略推算出北宋后期一年的商品营业总额约为1.6亿贯（商户逃税漏税与政府重敛的因素均忽略不计）。晚明呢？万历年间，明政府一年收到的过税与住税约有80万两白银，明朝对于商税一般是“三十税一”，即3.3%的税率，可以推算出晚明时期一年的商品营业总额约为2500万两（同样忽略了商户逃税漏税与政府重敛的因素）。明代的钱银比价一般为一两银子兑换500到1000文钱，就按1000文计算吧，2500万两银约等于2500万贯钱，规模不及宋代的六分之一。

再来看平民收入。前面说了，一名生活在宋代的下层平民，不管是做点小生意，还是当佣工，日收入通常在100～300文钱之间。那么一名晚明平民的收入又是多少呢？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胡铁球先生通过对明代工人日收入的研究，发现：“自嘉靖到崇祯，各地刻工的工价皆为日银3分，终明一代不变。舵工的工价，隆庆时的福建和天启时的南京皆为日银4分。募兵，嘉靖、万历时期皆为日银3分。运夫的工价，万历中期的四川、湖广、贵州、蓟州与崇祯时的江阴皆为日银3分，其他各类工种皆有类似的现象。”

看来，如果说宋代底层人日收入的基准线是100文钱，明代底层人日收入的基准线就是3分，即0.03两银子。按一两银子兑1000文钱的比价，0.03两银子约等于30文钱。宋人的收入水平是明人的三倍。不过，明代物价极为低廉，一名成年人得以糊口的成本大概为日银1分（可购买大米2升）。如果按维持温饱的最低成本计，明人每日3分银的收入可以养活三口人；宋人日收入100文则可以养活五口人。论日收入的购买力，还是宋人略高于明人。

每日100文的收入水平，如果放在明代后期，可以让一个五口之家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学者的研究表明：明清之际，江南人家一年的生活开销也就30多两银子光景（约30多贯钱）。显然，宋代的物价普遍高于明代——特别是明初几十年间，物价尤其低廉，粮价跌至约300文每石，仅为南宋粮价的四分之一。物价低一定是好事情吗？从表面上看，物价下降，意味着生活成本降低了，似乎是好事情。但实际上，粮价跌幅如此巨大，十分反常。若非经济发生大衰退，在经济学上是无法解释的。

通过对宋明经济统计数据的对比，我们可以揭示出一个确凿的事实：明朝（特别是明前期）是一个“低收入+低消费”的时代，市场经济之规模非常有限；宋朝是“高收入+高消费”的时代，市场经济之规模远远大于明代。

历史地看，“低收入+低消费”正是中古社会的特征，“高收入+高消费”则是近代化展开的特征。从宋代的“高收入+高消费”转入明前期的“低收入+低消费”，历史发生了一次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