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朝保留了特赦制度？（第2/2页）

让我举一个例子吧。宋仁宗时，开封府向皇上报告了一个案子：“有民冯怀信，尝放火，其妻力劝止之。他日，又令盗摘邻家果，不从，而胁以刃，妻惧，告夫。”按传统立法，妻子检控丈夫的罪行，要受到法律惩罚。这一法律条文本意是为维护夫妇恩义，使亲亲得相容隐，赵宋立国，也继承了这一立法精神。但是，如果严格按这法条裁决，有时候又会严重违背情理。比如开封府这个案子，“准律，告夫死罪当流，而怀信乃同日全免”。这样的判决完全以法律为准绳，但相信你会觉得荒唐。仁宗皇帝也是这么认为的：“此岂人情耶？”所以他动了君主的特赦特权，“乃诏怀信杖脊刺配广南牢城，其妻特释之”。

赦免制度的存在，还有利于培养国民的善——尽管在被滥用的情况下也可能会纵容恶。美国汉学家马伯良称：“特赦在宋代施行之广泛，远过于中国的任何朝代。它被认为是一种能够有效地感召罪犯，使其改过自新以回馈帝国之仁政的手段。”这个论断可以从宋神宗的一道赦书得到证实：“夫赦令，国之大恩，所以荡涤瑕秽，纳于自新之地，是以圣王重焉。”国家发布赦免令的初衷，是让犯罪之人有机会“荡涤瑕秽，纳于自新之地”。

宋王朝的赦免制度设计

赦免制度当然可能会被滥用，而且从宋王朝的实践来看，也确实被滥用了，并造成了诸多不良后果。然而，如果你以为宋王朝的大赦天下就是“不问是非，一切纵之”，一古脑儿赦免所有罪人的所有罪行，即便是杀人放火的大罪都可以免于追究，那你就想错了。

事实上，宋朝的所谓“大赦天下”，通常都有其限度。那些预期到大赦而故意犯罪的罪行，已经被排除在赦免的范围之外，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朝廷郊赦，真宗下诏：“如闻小民知有恩赦故为劫盗，自今不在原免之限。”

此外，根据惯例，一部分重罪也不在赦宥的范围内，如北宋绍圣年间的一份赦令说：“大赦天下。应绍圣四年九月五日昧爽以前罪人，除犯劫杀、谋杀、故杀、斗杀并为已杀人者并十恶、伪造符印、放火等罪并不赦外，其余罪无轻重。已觉发、未觉发、已结正、未结正，咸赦除之。”这部分被踢出赦免范围的罪行，法律上有一个术语，叫作“常赦所不免”或“常赦所不原”。

一般来说，常赦所不免的罪行包括：十恶罪、杀人罪、犯赃罪，以及其他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罪行。比如宋太宗即位，大赦天下，但赦书特别注明：“自（太平兴国）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后，京朝、幕府、州县官犯入己赃、除名配诸州者，纵逢恩赦，不在放还之限。”即不赦免贪污犯的罪罚。

当然那种“不问是非，一切纵之”的特别大赦，宋朝也有过，但不常见。这类特别大赦必须在赦书中明言“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如果赦书仅仅注明“罪无轻重，皆赦除之”，也不可以按照“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的原则执行。

即使是“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也不是意味着那些严重罪行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只是犯人可以获得减刑而已。宋朝立法规定：“诸犯恶逆以上及杀人应入不道，若劫杀、谋杀、已杀人各罪至死者，虽会大赦得原，皆配二千里，杀人应移乡者，亦移乡。”犯恶逆及杀人罪之人，如果遇上“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的大赦，可免一死，但必须刺配二千里外。杀人犯还必须强制性移押到千里外的他乡入户居住，这既是对犯人的处罚，也为了防止仇人寻仇，此即所谓“移乡避仇”原则。

如此说来，前面洪迈所举的婺州佃户杀人案，应该是一个赦免流程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特殊例子。如果严格按照宋朝的赦免制度执行，那个杀人的佃户将被刺配二千里，服刑完毕后又得移乡千里外，哪里有机会复登卢助教的大门挑衅？就像《水浒传》中的李逵，因为在家乡“打死了人，逃走出来”，后来“虽遇赦宥”，却只能“流落在此江州，不曾还乡”。

同任何制度一样，赦免制度肯定有其利又有其弊，但通过精密的制度设计，人们可以将其弊端减至最低程度。而有着一千年来的经验与教训，现代国家的大赦与特赦制度无疑应当比宋朝的更完善——这其实是一句正确的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