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琐的郭巡抚（第2/3页）

闽、粤两省长官，于敌情、军务本应“随时咨报”；撤调苏军这种大事，更要提早通告、协商。左宗棠却“独此一节，隐秘为之”，故郭嵩焘不得不怀疑其中必有猫腻，不得不慨叹“莫测其所以用心”。当此时地，他猜测左的用心是“惟恐其一入粤境使此贼速了”，不无道理。郭、杨如能入粤助剿，揆以前此战绩及目前形势，太平军不能久撑，势将“速了”，然则广东督、抚以此奏捷，必蒙奖赏。郭、杨不入粤，则单以粤军之力，断不能“速了”，势必被朝廷责备；而左宗棠挟肃清浙、闽之馀威，朝廷必将授予节制他省之命，令其入粤清剿，然则，所有的功劳都将记到左某的账上。郭嵩焘由此推测，左宗棠奏调淮军回苏的主要原因，乃在于争功。随后的事态发展，似乎证实了他的猜测，八月二十三日上谕：

“左宗棠前已有旨令其驰赴镇平督办军务，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兵勇均归节制；即著懔遵前旨，迅速前进，妥筹一切。如有不遵调遣及迟玩军务者，并著查明参奏，以一事权”；

自闰五月迄今，已历三月，而广东军务毫无起色，于是，朝命左宗棠入粤（镇平在粤东嘉应地界），并节制三省。至此，郭嵩焘认定左宗棠“所以用心”，全在争功；但是势穷时迫，自己无力改变局面，惟有忍气吞声，慨叹世风日下、交道不古而已。他万没想到，左宗棠不仅争杀敌之功，竟还要夺其巡抚之位。奉到节制之命后，左宗棠复奏，依例谦让一番以外，竟然还有这么一段文字：

“办贼必须得人，用兵必须选将，古云：‘天下危，注意将’；即今督、抚之任也。督、抚虽不必亲履行阵，要必精于选将委任而责成功，庶以守则固、以战则克而贼无不灭矣。瑞麟所奏粤东三大将，以臣所闻，骄怯有馀，朴勇不足，宜其不能战也。……慨自金田逆匪作乱以来，天下受其荼毒，而贼首皆广东人，即杨秀清、萧朝贵虽籍广西，而亦广东流民之占籍者。广东民俗，类多狡猾凶顽，出人意表，此次从贼归来者又多以投诚幸免，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伯牛案：解也）乎？”；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是汉人陆贾的名言。当此之时，总督、巡抚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选将委任而责成功”；但是，广州将军兼署两广总督瑞麟推举郑绍忠、方耀、卓兴“三大将”，“骄怯有馀，朴勇不足”，并未做到“注意将”的本分。然后笔锋一转，从“贼首”皆出身粤籍说到广东民俗的“狡猾凶顽，出人意表”，运用“地域歧视”作为理论工具，强调在两广地区用兵的特殊困难，同时暗示广东现任领导人的能力不足以控制局面。“此次从贼归来者又多以投诚幸免”，则指责广东官吏在战术上犯了“以抚代剿”的错误，苟安于目前，遗患于未来。最后一句话，则不但建议广东应该换人，甚且提供了具体的候补人选。这个候补名单，却又主要针对郭嵩焘而言。李鸿章当时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配合曾国藩剿捻，事急任重，不可能调任广东；瑞麟则是根正（正蓝旗）苗红（叶赫那拉氏）的三朝老臣，此前抗英、剿捻，苦劳亦夥，不可能仅因用人不当而被夺职。因此，两广总督是不可能换人的。蒋益澧刚刚结束护理浙江巡抚，归任布政使本职，他在浙江期间主要负责左宗棠大军的饷需后勤工作，办事干练，左宗棠极为欣赏，故要推举他来广东任职。郭嵩焘自同治二年受命署理广东巡抚，迄今未行转正（即实授），地位本不稳固，而广东军事饷政被左宗棠贬斥得一塌糊涂，则更加不妙；现在又出来个候补蒋益澧，他的位置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下台的可能。因此，左宗棠提出督、抚候补名单，表面上要换两个人，实际上的效果却只会换掉郭嵩焘。

此摺以恳辞三省节制之命开头，却以建议广东进行高层任免结尾，不问而知：辞钦命是假，报私怨是真。郭嵩焘自能深切领会其中的凶险，而也在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不能为邻省代固藩篱”、奏调淮军回苏、“驱贼入粤”、提供候补人选，竟是一套驱逐自己的组合拳，争功云云，根本不是左宗棠的真实意图。咸丰末年，郭嵩焘不仅在皇帝召对时为左宗棠大力揄扬，其后更不惜为陷入冤案的左宗棠向潘祖荫行贿，虽说自己不是市恩望报的小人，但怎么也想不到会有恩将仇报的今日。回忆往事则触绪纷来，感念身世则百感交并，“自揣既熟”，却“不达于时轨”，二十年前曾国藩的赠言终于变成了谶语。除了辞职，还能有别的选择么？

当然，郭嵩焘决定辞职，除了来自福建的攻讦，同城督、抚不和这个传统痼疾也是重要原因。总督，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胡思敬说：

“总督名实不称，载之国史，徒滋后世之疑。云贵总督驻云南，未尝问贵州事；两湖（伯牛案即湖广）总督驻武昌，未尝问湖南事；推之两广、闽浙、陕甘，莫不皆然。江苏幅员不及四川四分之一，总督驻江宁；巡抚驻苏州；提督驻清江浦，兼兵部侍郎，专典制淮南，同于督、抚。江督名节制三省，其实号令不出一城，遑问皖、赣”；

总督名义上管二至三省，实际上只管得了驻在省的事情，而驻在省又有个巡抚，本省大政也是他的分内事。然则，督、抚同城，为了争夺本省控制权，不得不有一番斗争。不论督、抚，其中一人或后台更硬，或才能更强，必能压制另一人；若势均力敌，则整日厮斗，任内俱都不得安宁。同治九年，张文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案情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就用督抚不和来解释，说幕后主使是江苏巡抚丁日昌。虽未敢确信，但也见出督、抚不和所引发的争端能够到达多么激烈的程度。就拿郭嵩焘所在的广东来说：嘉庆年间，总督那彦成与巡抚百龄明争暗斗，百龄遂因失察家丁，拟遣戌。孙玉庭继任巡抚，也继承了斗志，终以“滥赏盗魁”的罪名劾罢那彦成；后百龄再来，任总督，以怨报德，用“葸懦”的罪名劾罢孙玉庭。职位之间不解的世仇，自然也传染了瑞麟和郭嵩焘，他在《奏请开缺另简能员接任广东巡抚疏》中披露了督、抚不和的实况，略谓：

“李福泰粉饰军情；方耀闻贼至而先期避去，致令全军溃散；卓兴驻省两月，索饷二十万，由老隆调赴兴宁，径报率勇归家，已而复称各勇均经招回。瑞麟概不查问。长乐失守，惠州戒严，郭嵩焘欲驻扎惠州，瑞麟将会商之司、道面斥，且对众宣言：巡抚欲加整顿，卓兴、方耀将反”；